“奥拉”与藏族传统村落社会秩序建构——以甘肃N县G村为例

奥拉是甘肃N县半农半牧区藏族传统村落社会内生的、轮流当值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其在藏族传统村落中参与宗教及世俗事务的各项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国家权力保障下的村落内部“双轨制”管理模式:世俗事务的管理模式村长-奥拉-群众;宗教事务的管理模式阿奈-奥拉-村民.为此,奥拉便成为藏族传统村落里村长与阿奈权力的实施者,村规民约的执法者,集体活动的组织者.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增强村落成员间的凝聚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西北山区村落集市的自我塑形与秩序再造——基于宁夏单家集田野调查

由六盘山区域县级公路连接的川道—盆地形成人口集聚地带上的单家集村落,因设集立市发展特色产业而兴盛颇具代表性。通过对单家集长期进行田野调查,追溯集市历史脉络并关注近代社会变迁,单家集继承历史上经营集市传统,打破乡村设集立市的惯例,建立以活畜交易为主导的专营特色集市,形成以牛为媒介的地方性、区域性中心市场,改变了六盘山集市圈牲畜市场分布格局并再造新秩序,由村落经济共同体转变为集市经济共同体,其模式为中国西北农业人口生计转型的有益探索,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不可忽视的视角。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村落生活:理性行动的建构

理性行动理论是社会学中一种极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用这一理论来对一个村落生活的建构过程进行解释,并用社会生活的现实场景来检视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     

从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窥村落内部秩序生成——以西北某回族村落为例

扶贫工作一直是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力度。本文通过西北某回族聚居村落的调查,通过乡村对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来试图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日新月异的今天,乡村这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之中,内部秩序的生成和得以延续的条件,以及乡村权威、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利益分配交织下的乡村秩序图景。     

饮水井:村落社会与生态伦理——以西南民族村落水井为例

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而言,水井既是一种微型的水利设施,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器物.在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变迁中,水井作为村落物质构成要素之一,目前正处于急剧消逝之中.透视水井这种看似简单的物象,重点应该考察的是水井对围聚村落空间和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以及水井所蕴涵的兼具生态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影响下,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由男女比例失调引发的男青年结婚难、彩礼飞涨等现象已成为当今蒙古族村落严重的社会问题;结婚成家者也面临婚姻质量低下、离婚风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民族社会良性运转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村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在技术竞争成为市场常态的形势下,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村落企业技术水平,是实现村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培育村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当的创新模式,二是需要建立技术创新的支撑体系,为村落企业提供政策、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考察,提出祭祀具有鲜明的集体表象特征,是在集合群体的共同参与中进行。集体表象特征表明傣族寨神勐神祭祀是社会性的存在,具有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教化作用。     

对门地22村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几点认识

通过调研,作者对门地22村草原畜牧业经济有了几点轮廓性的认识.鉴于青藏铁路通车的大好机遇,针对22村目前发展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存在的现实问题,探讨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集体记忆理论与彝族文化的网络构建

在新媒体环境下,彝族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再是单一途径,而是多向延伸,各种媒介形态共同承载、分享,并形成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论文以集体记忆理论为视角,探索彝族文化网站对彝族族群新空间的重构原则与发展策略;并进而分析了新传播环境下,彝族文化网站对于彝族族群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两方面特征：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     

“记忆再造”与“市场建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集体记忆改造的民族志研究

古典经济学从“原子化个体”假设出发,认为人类的交换本性可以自发形成市场,因此市场的诞生是一个“原生”过程.本文以民族志的叙事呈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如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改造使地方性市场的建构获得现实可能性,因此展示出市场的文化嵌入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范式进行了反思;并通过个案的细节解读对“集体记忆”理论本身进行移动程度的拓展和补充.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行为模式、动机体系及其变迁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中的主导经济行为模式至少存在四种类型。民族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基本的动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有五种主要因素在改变着这些经济动机体系和行为模式,一是乡(镇)政府、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推动、示范和劝导作用,二是体制改革的推动或压力,三是文化移入的诱导或冲击,四是内部创新行为的出现,五是特定文化传承的激活。     

蒙古贞《村名考》所体现出的当地经济、文化的历史特色

本文通过对《蒙郭勒津姓氏及村名考》研究 ,论述地名所反映的经济特色与文化特色。     

社亲与村庙:紫虚元君信仰在华北

豫西北一带,奉祀紫虚元君魏华存(俗称二仙奶奶)是很普遍的,历唐宋金元而不衰,明清以来她成为本地许多村落的主神。本文从本地两个共同以紫虚元君为主神,又互相结为社亲的村落为个例,探讨北方农村社会组织与宗教活动的互动。明清村镇中创建或重修紫虚元君庙的碑文完全没有收入地方志,本文使用笔者调查时发现的几个未曾发表过的明代碑文,结合实地访谈调查,探讨紫虚元君信仰从明清以来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及其现状。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扎囊县德吉新村与民主村的比较分析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仍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仍比较薄弱.通过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比考察可见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建设,在改善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发现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改革实践经验,对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种权力体系冲突下的村庄——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从福柯的权力 -知识理论概念出发 ,对影响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三种权力体系 (国家权力体系、宗教权力体系、市场权力体系 )进行了分析。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山门村村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冲突 ,共同创造了山门村当前的情境     

由社区联盟主导的集体表演——布鲁日圣血大游行的保护与传承

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指导下,制定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地非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益指导。该政策强调社群或团体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非遗的综合性与动态特征。在布鲁日圣血大游行中,当地社区形成联盟,担任了该项目传承的主要角色:主持者(圣血荣誉兄弟会)、协调者(当地非遗组织)、参与者(居民)。其中,作为沟通枢纽的当地非遗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设计教育包,深入社区的互动项目,举办论坛吸收国际经验等方式,加深了当地居民对非遗概念的了解,促进了圣血大游行在当地社区的推广,为大游行的传承补充了新的生力军。坚持非遗核心质素的不变与适应当代环境的适度的变,使圣血大游行成为一场源自民间,由民间主导的盛大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