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青海消费结构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探微

清代中晚期,青海地区的消费水平相对落后,而且城镇与乡村之间、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消费结构不同。受消费结构多样性和消费水平多层次性的影响,清代中晚期青海地区的商品化程度和手工业商品生产均有所发展,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     

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

雍正初年和硕特部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 ,青海厄鲁特蒙古被纳入了清王朝盟旗制度的统治体系 ,这一制度随之也成为清代青海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之一。尽管人们对于青海盟旗制度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 ,但对其中不少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有偏差 ,同时考察盟旗制度下青海蒙古族历史 ,呈出在我们面前的全然是一幅社会衰败的景象。对此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和反思 ,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历史启示。一、有关旗的建置和会盟的几个问题青海厄鲁特蒙古各札萨克旗是在平息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活动后 ,根据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请…     

地方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建设——以湖北问津书院为中心的研究

问津书院因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此而得名,吸引诸多学者赴此拜访、祭奠、兴修书院.书院始建于宋末元初,存在七百多年,在明代中后期发展为著名的书院.书院的修建与发展,和地方士绅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士绅们活跃于地方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了当地教育发展,教化地方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地方政府、士绅与清末民初河南矿权交涉

福公司是清末外资在中国开办的最大矿场,针对福公司矿场扩界及就地售煤,河南士绅、地方当局互为援长,展开保矿活动。与学界既有研究不同,福公司矿权交涉折射出士绅对于政府,依从多于抵制,绅权还没有"高涨"到可以制衡政府的程度;地方政府的表现也不是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权威下移的体现,实际上是"保全主义"思想的延续,"理为势曲"的现实常常迫使地方政府不得已屈意求全。     

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

在清代,由于行政经费的匮乏,在州县一级始终存在着一种由州县官所支配的独立财政。它的存在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也有利于州县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清廷对此由痛诋转为默认。但州县独立财政毕竟是一种税外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田赋税率名义上较低,但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百姓的承受能力。清廷徒拥轻徭薄赋之虚名,不肯正视财政问题,听任非正式财政正式化,显示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论近代河南士绅的集会活动及其影响

河南士绅王锡彤、李敏修从相识到成名,“经正书舍”起了重要作用。该舍通过组织学习交谊活动首先突破了“县界”,然后通过“收回利权运动”,又将全省绅、商、学界知名人士联合起来。一个在区域上不断扩张的士绅群体,也塑造了其核心人物的声望与地位,这为个人发展赢得了机遇。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论嘉庆朝白莲教起事中的湖北基层社会士绅角色

嘉庆朝白莲教起事期间,湖北基层社会士绅率众登陴,积极堵剿白莲教军,担负起了地方社会的守望相助之责,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在保卫乡里的过程中,士绅参与下的湖北基层社会地方防御系统初步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身份上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向地方精英转化的趋势。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清末实业教育兴办中的士绅参与

士绅阶层是清末实业教育兴办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士绅参与实业教育反映了其接触和接受新教育的心路历程,这种参与既是士绅传统角色的惯性延伸,又缘于实业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士绅个人需要方面所寄寓的希望,政府在法规章程中对士绅兴学的肯定与鼓励,也为士绅参与实业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开明士绅介入实业教育,扩大了实业教育的影响,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利于融通诸方关系,也有利于慑压劣绅、抗衡保守势力。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解读《清代地方政府》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活动中表现得格外复杂。我们以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为基础。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清代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分析，可揭示出县官、吏员、民众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以覆由此导致的清代地方政治特色以度引发的社会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民族文化教育与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藏族自治地方文化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该地区社会发展要求来讲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不仅制约了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到公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而且也制约了文化教育对青海藏区社会群体政治行为的积极影响。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既需要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同时也要发挥民间社区的作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