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

在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观念,为我们寻求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公民对基本正义问题获得的重叠共识,它可以实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它通过宪法理念的更新来完成现代法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论证;它通过公共理性作为最高法庭的理性的设定,完成现代法律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所寻求的正义共识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了经验。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那么,社会正义实现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中西方有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国人特殊主义的正义观、漠视规则和重视人情的习惯,制约了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和“法治”秩序的构建,唯有从培育公民意识、强化程序正义观念、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增进社会资本入手,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才有可能。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超越“先验正义”——对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与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区分了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正义观,他的重要思想贡献是系统回答了"在不预设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社会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增进社会福祉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森发展出了能力视角的建构性方法,并开拓了通过对话达成交集共识的现实途径。"超越先验正义"这一方法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对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也富于现实启发性。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基于民族地区特殊性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及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社会环境和民众治理能力的差异性,所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一定特殊性.本文认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不仅要坚持民族平等、公民参与、社会正义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而且要严格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民族地区公务员治理能力,培养当地公众公民精神以及建立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政民协商对话机制.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

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受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学法则--以德报德的社会本性体现的互惠性法则--支持的正义感;二是诉诸正义与善的契合性而达到对政治正义的理性接受.就后者而言,罗尔斯先是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作为理性接受的唯一理由;而后考虑到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又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看成是公民接受政治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也即重叠共识的一部分.重叠共识体现的是公民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正义观念与各自的善观念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公民接受政治正义的理由是不同的.罗尔斯的稳定性观念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因此与政治正当性以及公共正当性证明概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