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积极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以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为社会治理手段,以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在实践层面上,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就必须践行"铸魂""民本""协同""融合""服务""创新"六大理念。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建五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心治与智治并举。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提升风险防控、舆论导控、群众工作、破解难题、资源整合、信息处理等...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社会治理视野下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与协同完善

德治和法治是社会治理中两种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具有各自的内涵和特性。德法共治的理政方略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不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但德治和法治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和缺点,须理清二者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并通过在法律制定层面促进道德法律化、在法律实施层面促进法律道德化、抓好重点人群队伍建设和普法教育引导,发挥好其在德法共治中的关键作用等路径,以实现二者的互补,促进二者的协同完善和有效结合,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从而打造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市场经济需要法德兼治

建设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加强法治。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特别强调竞争，通过竞争促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技术，占领更大的市场，实现杜会资源合理配置。然而这种竞争是依法的竞争，必须由法律的力量加以规范和调整，以保证竞争主体地位平等、竞争手段公平正当，并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同时市场经济的某些弱点和消极方面，如它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控制和发展杜会公共事业等方面，作用往往不明显甚至无能为力，这就需要加强以法制为主要手段之一的宏观调控。另外在国际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和国…     

发挥法律和道德的互补功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以德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进一步完善。法律和道德在功能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加大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的力度 ,必将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论我国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

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指的是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序,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明确的、可预知的和被接受的分配和调整。在我国构建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方式既符合经过论证的实质价值,也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事实上的一致同意。在建构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政策博弈和冲突的问题、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争论的问题,法律始终应当是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核心内容,但其他的制度化规范和准则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法律应当与政策通过良性互动进行衔接。在此前提下,实质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判断又对制度化方式形成了冲击,应当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适度接受规范以外的其他标准对制度化方式的评价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法治与德治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是治国方略的基础,德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挑战,要求我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所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中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二者只有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社会资本与道德重建

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经济资源,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公共物品化特征可使其产生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效益。我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应适时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关于创建社会资本的观点,促进我国公民道德重建。     

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及其内在逻辑——以煤矿安全治理为例

一百多年来,中国煤矿安全治理先后采用了市场秩序、政府监管以及全面国有制下的国家监察等不同策略.不同的治理策略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理.每一种治理策略都非完美无缺.良好的社会治理往往体现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和法律秩序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道德三品与法律特区

道德与法律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现时代 ,道德可分三品 ,即至德、高德、平德。不同品的道德应不同地对待。“道德法律化”是必需的 ,但更须强调法律实行的问题。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论刑法的道德性

刑法的道德性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分离论认为道德与刑法之间是完全分离的,刑法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与价值、道德无涉的经验事实.而融合论则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其道德性不仅可以证成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肆意的刑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