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选择 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促使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唯一能救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８０年的历史进程昭示人们,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周恩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伟大的开端。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的条件下,在“五四”革命烈火的熔炼中,转化成为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特点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

启蒙的真谛是敢于求知,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从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人类历史上,每逢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发生的启蒙运动,因历史环境的不同,承载着与欧洲文艺复兴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大破灭"前提下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在批判性、理性的运用、看待问题的眼光等众多方面,都与五四启蒙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哲学者"欲通过发动这场哲学上的"国防动员"运动,将各派思想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并借此机会将"新哲学"灌输到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     

杜威中国之行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

五四时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应邀来华讲学,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杜威的民主自由思想成为五四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动力;他的实用主义怀疑方法,对中国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推行的民主教育、实业教育,对中国文化普及和新文化运动的平民化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实用主义有其固有的弱点,不可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切实的方案,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而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转折观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关历史转折的观念有着大量的文献记载。在探讨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易经》中，就有了历史转折意识的萌发。先秦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大都围绕着历史转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诸多思想方案。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理论代表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反思历史转折的哲学寓意，具有较高水平。近代思想家的“盛世即衰世”、历史转折或危机与发展的机遇并存意识等观点也值得重视。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朱玉湘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但从５０年代起国外就流行所谓新文化运动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或弄糟了的论调。前几...     

论西方思潮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

本文作者强调,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分析西方思潮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文章肯定了人道主义等思潮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片面性和负效应。作者对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相冲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冲击了启蒙运动,而是将启蒙运动引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前景。     

试论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中新的伦理价值观

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新的伦理价值观。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推翻专制政治，最根本的便是要清除专制政治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尤其是旧的伦理价值观，他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四”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

从社会法律心理角度,观察“五四”前后的历史,可见该时期之复杂、丰富与多元。大体而言,“五四”前后的社会法律心理经历了一个变动过程：民国初年,法治话语喧腾一时,反映了民初尊重法律,推崇法治的社会心理。伴随着民初乱局,有人开始省思法律问题。“五四”时期,质疑、否定法律的社会心理已经日渐明显。“后五四”时代,随着时局剧变,思想激变,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倾向愈发显著,甚至出现鄙视、痛恨法律的社会心理。这隐约预示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转折时代的来临。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洪峻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说。现在，我们大都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然而在五四时期，胡适则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在当...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正> 发生在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的精灵一直索绕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文不想对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出描述,而试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二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的尝试.     

“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前朝鲁迅的“立人”思想及其启示

<正> 一、关于“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认识和再评价问题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也是中国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已受到国内外许多学术理论界人士的注意,并已出现多种多样的意见。人们把“五四”运动区别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爱国政治运动,这有利于再认识和再评价的深化。而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科学的再认识再评价的前提。“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时间较先,高潮时期是以本世纪前期《新青年》出版前后那段时间作为主要标志。这个新文化启蒙运动虽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不但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其主要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是相通的;它的精神,根据当时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和自由、平等等口号的提出,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加以表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主与科学内涵的演变

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在当时是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先声。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赋予这两个口号新的内容,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李大钊同志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反帝运动,又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的最大功绩是在中国形成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     

龚自珍“尊史”思想初探

龚自珍(1792——1841年)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之一。侯外庐先生曾誉之为“十九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继承前人优秀史学传统,第一个明确提出“尊史”的口号,百多年来,已成为思想界的共识。本文拟就其“尊史”思想的具体内容、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特点和意义,及其与龚氏社会改革思想的关系诸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实用主义哲学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西方文化如海鲸波山般的排空而入,以及由此汇成的对中国文化总体性反思浪潮的屡踣屡起。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摒弃旧思想吸收新思想上所表现的强度,在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上是难以找到先例的。纵观这一时期自西东渐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思想学说,实用主义是影响较深的一家,它在中国的初期介绍和传播以及在中国“五四”思想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构成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特征。     

“五四”精神与女子教育

“五四”精神就是陈独秀所概括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要求个性解放。从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无不与解放个性有关。“五四”志士们则把个性解放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发出了对人的独立人格的深沉呼唤。它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女性自主意识,终于在男子一统天下的教育领域中争得了几份女性席位,开始了男女同学教育的历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