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国粹”教育思想的独特性辨析

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国粹”教育思想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内涵与特质。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西化风潮的清醒认识和其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章太炎发出了“用国粹激荡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呐喊。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要求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开办国学讲习会所,总结和发展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并大力弘扬。可以说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历程中,章太炎起了先锋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保存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尝试。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今酉皿),江苏仪征人。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岁(1903年),他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结识,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至1908年,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向西方学习,他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有“东亚卢骚”之称;继而又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与章太炎并称“二叔”,却成了国粹学派“巨子”;1907年和1908年,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废除人治”,在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 ,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史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其中 ,章太炎是从理论上比较合乎理性地阐明上述问题的第一人。尽管章太炎并非主攻史学 ,但他于 2 0世纪初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却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不作全面的否定 ,而采取分析的态度。第二 ,章太炎探讨史学起源 ,认为各国有其共性 ,所谓“古史多出神官 ,中外一也” ,而中国自亦有其个性。第三 ,章太炎认为新的历史撰述应把中西作史的优点结合起来 ,如“义法”与“事迹”相结合、“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新思想”与“古经说”相结合等。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 ,而且有历史价值。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中国相当成熟的传统史学与政治历史观,传入社会发展尚属早期的日本,经其作出一定改造之后,对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起到导引路向、改铸结构的作用.日本史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的,其早期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无不明显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古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面貌,实际是在中国儒学历史观和正统论影响下形成的,但却被用为日本优越于中国的根据;在“大一统”观念和“华夷”思想上,日本同样在接受中国理念时有所改造,造成同源文化之间相异之处的纠结.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对此予以探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中国史学四十年的轨迹与启示

中国当代史学在“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已经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中国史学的四十年,是富有成就却道路坎坷的四十年。回顾史学四十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获取某些启示,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     

国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以雷铁崖为例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思潮纷繁迭出。其中，国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两种最为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所谓国粹主义，章太炎的解释是，“国粹”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①提倡“国粹”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③，也就是说，国粹主义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通过提倡国粹主义以达到宣传其革命排满、反帝爱国的目的。而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有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     

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折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实在是个伟大的复杂人物: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又是片面强调“种族革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他曾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但后来变成了崇奉佛教唯识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曾经拥护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但到头来只不过是“粹然成为儒宗”的“国粹”主义者;他是一代学术大师,又是个“脱离民众”、“和时代隔绝”的人。章太炎的一生是复杂的,其思想也是复杂的。本文主要想从哲学思想上探讨一下章太炎思想变化的情况,作一些分析。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章太炎思想研究》略评

唐文权、罗福惠同志的学术论著——《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全面深刻地探讨了章氏的经济、政治、道德学说、哲学认识论、宗教观、佛学思想,以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及其对西学的汲取和对历代学术的评议,把国内章太炎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本著特点之一,是以历史社会土壤学(国情学)的方法,把章氏思想、观念及其发展演化,如实地放到它所从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作者独具匠心地指出,章氏思想乃近代江浙经济和江浙文化这一特定地域环境的产物.地域环境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要素.章太炎     

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传统史家的心理透视

中国史学,起源很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诚如清末的梁启超所说:“试一翻四库之书,……以史名家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①直到近代,中国史籍之富,仍然是“其他国家所无与能比的”。②一部“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大“绝学”,而且以“其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以及记载的延续不断”而被西方学者叹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③。在中国古代儒术独尊、经学盛行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氛下,史学为什么能以对峙的形势与经学共执牛耳,成为学术文化领域的一大“显学”?在社会动荡、百家学绝的所谓“乱世”,史学这朵智慧之花为什么能够盛开不衰,一枝独秀?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这种史学独尊倾向?显然,仅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一角度来分析,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为观照点,从传统史家深层的心理需求出发,对此作些探讨。是否有当,待学术界师友教正。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体用

文化史研究自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提倡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渐趋沉闷的传统史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反思历代修史“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因而他在其史学活动的后期,潜     

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

一、关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基本估价,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七年的史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它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所宠罩,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