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生学形态隐含了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实质合理性的形式特征 ,并造就了刑法刑罚化、伦理化的契机。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在试图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超稳定秩序追求的内在要素。刑法的渗透性、包容性和以礼入刑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形式特征。此外 ,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体现了社会控制中的泛道德主义 ,由德治到人治导致独裁专制 ,使法律规范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中 ,阻却了法律的形式化和形式理性的成长 ,从而阻延了法律的进化。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须引入现代司法理念 ,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当作刑法文化并重的价值取向     

双重主义视野下我国军事刑法的独立必要性研究

军事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其与普通刑法的界限长期以来有军事犯主义、军人犯主义、并重主义和双重主义之争。立足于我国的军事法传统、宪法体制和刑法机能发挥的需要,我国宜采取双重主义的立场,将军事犯罪限制在军人实施的违背军事职责、侵犯军事利益的犯罪范围内。目前,我国军事刑法是与普通刑法合编在一部统一刑法典之中。然而,这种合编模式既不利于厘清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也不利于军事法益的保障和军人权益的保护,忽视了军事活动的极端特殊性对军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影响。未来我国如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应当以独立化的模式构建双重主义限制下的军事刑法典。     

人权刑法——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

法治的精义在于保护人权,刑法的目的和终极归宿也在于保护人权,人权刑法是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人权刑法的实现,有赖于对刑法的存在根据和目的的重新认识,有赖于对罪刑法定主义忠诚维护以及刑法解释上的遵循刑法客观主义的理路.     

论我国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之塑造

所谓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是指刑法应有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的文化特性。它使刑法具有引导性、文化性、人文性和自主性等特征。从人本法律观出发,为了弘扬刑法的人文精神、实践刑事法治和彰显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必须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没有宗教赋予法律以神圣性,且过分强调宗教与法律分离的我国社会,只能依靠具体的法律实践来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刑事立法层面,在追求对先进制度移植的同时,应当力求对传统优良刑法文化进行吸纳,并应突出个人法益在刑法法益体系中的地位;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司法改革,确立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和公开状态;在法制宣传层面,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应当有所推进。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与传统语境下刑法解释“价值无涉”的特性不同，网络时代刑法解释呈现出价值判断介入过多的特点，虽然其有效回应了公民权利保障的诉求，但也埋下了“新刑法工具主义”的法治隐患。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初衷在于弥合高速变动的社会情势与立法滞后性之间的差距，但在刑事政策过度司法化、刑法解释论的内在缺陷等因素驱使下逐渐异化。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自身原因，因此解决路径也需要兼顾两者。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应当树立刑罚有限主义的理念，重视立法层面犯罪化的内容与限度，整合司法层面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适用，进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化。     

刑法文化解释问题研究

刑法解释是将纸面上的刑法付诸实践的重要一环,是刑法解释学的本体。我国现阶段的刑法解释学过于注重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使得刑法与社会生活面临不同程度的脱节。对于刑法立法、刑法解释而言,进行经验积累式的解说,实际上是让刑法回归生活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在对刑法进行文化的解释,是对刑法经验积累的重新回顾。刑法解释必须结合本土文化展开,才能使刑法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论法律文化传播与中国刑法的发展

法律文化传播是各国了解及借鉴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前提,而政治、经济交往、法律移植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近百年来,学习、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使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法律文化传播大大缩短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刑法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维护社会共同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证立——兼论刑法目的的双层构造

"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并非我国刑法的目的。前者作为刑法目的存在逻辑和解释论上的循环论证且会消减法治国家的刑法。而"人民"概念内涵不清且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并不适合成为刑法的保护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以国家刑权力限制私力复仇,以达至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这作为原始法的初始目的,在法律(刑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贯穿于始终。"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是刑法的根本目的,而法益保护和社会伦理行为价值的保护则是"保护共同社会秩序"的具体化,是刑法的直接目的。     

论我国刑法中善与恶的偏重及均衡发展

刑法的善表现为对自由的保障和对秩序的保护,刑法的恶表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和对自由、财产、资格和生命的限制或剥夺。在刑事法治视阈中,刑法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具有均衡性,而我国刑法中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却表现出了偏重性。因而,实行我国刑法的善、恶以及善与恶结合的均衡性,对构建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的宗族刑法

中国古代宗族刑法助长群体意识与道德标准入律,忽视公平与正义,破坏国家法治统一,侵犯国家司法权,有违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与刑法保护秩序机能。司法实践中,动用“家法”和私刑代替国家司法权、煽动“民愤”等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以及宗派争诉、情胜于法等宗族刑法观,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挑衅和破坏,其消极作用不言而喻。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治理型刑法理念之提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切入

治理型刑法理念是对压制型刑法理念的反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乡土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兴起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民间社会背景,而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政治社会背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赔偿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了治理型刑法理念的基本表征。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一种历史维度上的观照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分析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命题,需要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地展开。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以及代议制之宪法思想,赋予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立法之主体资格。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国家的刑权力,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和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其价值判断主体——社会主文化群依据其利益欲求进行衡量的结果。法律本位的历史变迁要求实现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变;刑法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性决定刑罚的内缩性而非扩张性。适中的犯罪圈与刑罚是人类社会宽容精神在刑事法领域之具体化。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的明确性和内容的适当性确保刑法实体内容的合理性。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地成为刑法立法正当性的基本元素。     

论刑法之真——刑法文化的第一个勾连

刑法之真是指刑法在符合事物的状况和规律中得以制定出台,后在自身的内外协调运行中反映刑事个案的事实真相,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且行刑科学。刑法之真是"刑法之本真""刑法之自真"和"刑法之用真"的有机整体。立于"符合论"以"事实真"来界定刑法之真,则主体客体化是刑法之真之哲学本质,而这也符合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刑法应然价值。在与刑法之善的关系之中,刑法之真之意义最终体现为刑法应然价值的实现。刑法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与有机整体是刑法文化的一种"化境",而刑法之真便是刑法文化的第一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