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唐氏和唐国的迁徙

古籍中多谓尧都平阳,如《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云:“河东本唐尧所居.”应劭云:“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魏土地记》云:“平城城东十里,汾水东原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故郑康成《诗谱》也谓:“唐者帝尧旧都,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认为今山西太原乃尧初都之平阳.那么是否即死后而葬于山东定陶的那个尧.据以上情况分析,陶唐氏迁于平阳是确有其事的.因居定陶的陶唐氏,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被东夷     

在意义上-以贯之的符号系列——尧族的名号姓氏及相关文化、文学事象

尧族的名号、姓氏,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列,在意义上能够一以贯之。尧、陶、唐、杜所表示的都是居高在上的意义,祁则指数量众多、空间广大。这个符号系列带有崇高的属性,和这些词语相关的是属于多、大、高的物类事象。尧指高、上,这个含义制约着尧的传说,使它采用立体提升的方式。而与这个符号系列相关的物类事象,其内涵要借助这个符号系列来解读,二者往往可以相互印证。     

舜与虞朝的建立

在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演变发展,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正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可是,尧领导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而舜领导的虞却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说法广泛流行,说明古人将虞、夏、商、周一体看待,虞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

<尧典>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殷墟甲骨文的相关记载表明<尧典>确实保存了商代以前的天文历法知识.至少在战国以前,<尧典>已有了流传较广的定本.<尧典>记载的四时星象是"昏中星".以往中外学者使用赤道方法计算<尧典>星象的天文年代,然而西汉以前盛行盖天说,采用赤道方法并不适宜.今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其年代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     

韵文述史 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

《全韵诗》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咏史的系列诗作,以106首诗占用全部诗韵,获取宏博周全的形式效果,其内容起自唐尧,直通本朝,评述历代君主事迹,反映了清高宗的历史政治观,体现了他意欲通过评论帝王政治和通论历史演变,为清朝后代统治者提供保守基业的经验与教训。《全韵诗》实际上是一部韵文的史籍,在清高宗进行的文化总结、思想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值得予以重视和研究。     

“尧让天下于许由”:政治根本原理的寓言表述——《庄子·逍遥游》的内在主题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贬唐尧而崇许由,在表层的寓言叙述下内蕴着对政治智慧的深刻思考.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表明了治天下的最高政治智慧,就是让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无为原则,它将治天下转换为安天下,进一步又将安天下提升到让天下自安的层次.由此,最高治理智慧不过是藏天下于天下的主题便得以呈现.     

元曲家石君宝籍贯考论

关于元曲家石君宝的籍贯,历来有平阳人和盖州女真人二说。孙楷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透露出以下线索：石君宝好友之子王恽,与石君宝之婿姜或,不仅曾为御史台同僚执友,而且又同时任官平阳。石君宝与王恽、姜或同在平阳,王恽墓志铭所记石君宝为盖州女真人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石君宝本辽东盖州女真人,后居山西平阳,致力于杂剧事业,成为元杂剧重要作家。而石君宝杂剧中表现出的较多女真民族社会生活习俗及草原文化道德观念,进一步说明了石君宝确实是一位从盖州进入中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被汉化的女真民族元曲家。     

“三年之丧”起源考辨

<正> 根据《论语》所记孔子的解释,“三年之丧”指父母去世后孝子为其服丧守孝三年;也指王侯崩薨,世子服丧守孝,三年不问政治,宰相摄理政事。关于“三年之丧”起自何时、定于何世,历来说法不一。有说起自唐尧之世的;有说是殷商之制的;有说是周礼规定的;有说是孔子首创的等等。现在想把这个二千五百年前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但考辨各种说法的真伪得失还是不无意义的。第一,关于“三年之丧”起自唐尧之际。孔颖达在《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丧期     

尧发祥于长子陶乡考

把尧的出生地、事业的发祥地、元子(即长子)的封地和最后的安葬之地这四项相关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做综合地考察,可以确认,同时具备这四个要素的地方,只能是山西省长子县。尧生于长子县、高平县交界处的丹陵(丹朱岭),他继承炎帝神农氏的事业,农业生产和陶器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因而吸引了周围众多部族,其起点正在长子的陶乡。尧把自己的大儿子封于长子县,是因为那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事业的发祥地。在部落联盟逐渐强大的情形下,尧沿着漳河西进,并在唐地立都建国,然后向南、向北,统一了河南、山西北部的大片领地。在晚年他仍然眷恋着陶这个地方,死后就葬在长子成阳附近的潜山(今尧庙山)。而古籍所载的“尧葬于谷林”之说,正是因为这一带有许多关于神农氏播百谷、尝百谷、教民种植百谷的地名。     

《庄子》及其注释中的许由形象探究

许由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内篇2次.在浩如烟海的《庄子》注解中,围绕“许由”是何形象,形成三派主要观点: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贬唐尧而崇许由”派,他们认为许由是适性自由的隐者或贤者,属道家形象;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劣许而优尧”派,他们认为许由形象似儒家,但其境界不如圣人;三是以德清为代表的“以佛释庄”派,他们认为许由是佛教破我执之先锋,是真人而真知者.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之差异 ——兼谈与《毛颖传》之问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两《唐书》对韩愈的评价歧异颇多,《新唐书》持褒扬态度,《旧唐书》则有贬词.本文从分析中唐元和、五代、北宋的文学背景入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首先,元和之际的文坛盟主是不是韩愈;其次,当时就韩文引发的争论和《毛颖传》问世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亦考察了时人对《毛颖传》的看法,认为《毛颖传》问世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以古文作俳谐讽刺文字的尝试,为讽刺文学开了新路.     

唐风与大唐女服

唐朝由于政治的开放与内外交流的扩展、思想的开放与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胡族的影响以及社会活动的丰富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尚——唐风,它以自信、开放、蓬勃向上为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对作为“唐风”的体现者——唐代的妇女服饰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流露出健康、青春的气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失去了这种风尚,也随之带来了妇女服饰上的颓废与保守。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帝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

以往学界认为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思想环境宽松等特定条件所促成 ,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本文则认为 ,唐帝王的个人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 ,唐代君主亲自作诗引领时风 ;其次 ,敕编典籍滋养诗人 ;最后 ,以诗取士发现诗才。惟其如此 ,唐诗创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妇女文化观

妇女题材是唐代作家视野中的重要题材,妇女问题在唐代诗词中得到了详细记述和深刻反映。本文从唐诗创作的主客体视角,考察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展示唐代妇女的文化风貌。文章还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的“闺阁妇女文化”和“青楼妇女文化”。     

从唐代"窗"诗看唐人文化精神

“窗”、“牖”入诗始于六朝,到了唐代,随着“窗”意象在诗中的不断出现,“窗”诗成为了唐诗国度里的一个独特景观。唐代“窗”诗通过“窗”构筑了别致的诗境,丰富了“窗”的美学内涵,折射出唐人多棱的文化精神。     

唐代的屏风--兼论吐鲁番出土的屏风画

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阐述了唐代屏风的类型、屏风画的艺术价值,分析指出了吐鲁番出土唐代屏风画蕴含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