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纹源流

略论“”纹源流安旭“”纹是一种古老的装饰文样，在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热潮中，不少人关注过这种纹样，也有不少议论，诸如“”纹是土家族的吉祥纹样，“”纹是中原汉族的传统纹样，“加珞”（十字纹）与“”纹是藏族传统纹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提出了这一...     

多民族文化的结晶——元青花——试透过“满池娇”这一说法探讨元青花装饰的山水画意

"满池娇"作为元青花具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被大家所认识,这种特殊的莲花纹饰被应用在元青花的各种器皿上,与人物图、花鸟图共同构筑了元青花的装饰纹饰。同时,元青花装饰纹饰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承载了历史与文化的内涵,是特定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结果,也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结果,本文尝试从"满池娇"入手对于元青花装饰纹饰进行探讨。     

略谈秦汉瓦当的时代特征

筒瓦的下端带园形或半园形部分,称做“瓦当”。我国古代建筑物上的瓦当,它的用途和形状虽然固定,但表现在瓦当面上的纹样和制造手法,却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战国、秦汉遗址中,常将瓦当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之一,就是因为瓦当具有时代特征的缘故。 已出土的秦汉瓦当的纹饰,秦瓦当分为动植物图象、“葵纹”、变形动物纹和云纹四类;汉瓦当分为文字、动植物纹、变形“葵纹”和云纹四类。瓦当面上的纹样是一种装饰图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它的发展变化过程是承上启下的,并且始终和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作为文化艺术的继承,     

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

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吴妍春动物纹样艺术是指远古先民以动物形象为题材，装饰器皿、马具、服饰、带扣、牌饰、织物、兵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艺术及图案艺术。动物纹样艺术产生的时限在公元前１０世纪至公元１世纪之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它经过初始、发展、繁盛、...     

龙山文化陶器的审美特征

龙山文化的陶器造型端正、规整,富有简洁明快的轮廓线,器型与器表装饰有机结合,实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在纹饰上,这些陶器更强调线条的形式感,刻画镂空的空间感与黑陶的沉重形成虚实对比,更具有空灵的韵味。贴塑鼓钉、盲鼻,捏塑鸡冠耳、环形耳等不同装饰工艺体现了装饰与实用的统一。这些陶器漆黑光亮的颜色与极为简朴的装饰和器物造型特征相适应,线条成为其造型和纹饰的主要表现手法,通过简单纹样的重复、强弱变化来体现内在的和谐。这些对商代的青铜器均有一定的影响。     

新疆三耳陶罐上的印度天神

1992年12月至1993年5月，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分两次对位于喀什市北12公里、地处伯什克然木河及浩罕乡亚吾鲁克自然村南面的黄土台地上的一座唐代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陶器、钱币和贝叶经等。其中有一件三耳陶罐，红陶质，颈肩部有三个拱形耳，耳上贴塑胡人头象。陶罐长颈鼓腹，从肩到腹部共有四层模压纹饰带。主纹饰带上有10个用连珠纹构成的圆圈，圈内各模压一个人物，人物造型有两种：一种是男子头像，男子侧脸，头戴宝冠，身穿圆领衫；另一种为一女子整身像，呈侧身跪姿，一手托高足杯，一手执胡瓶。头部有头光，佩戴耳环、项圈和手镯，身上的披帛迎风正舞。两种图案为一组，重复出现，共有五组，每一圆圈之间均用忍冬草纹间隔。     

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九)

衣箱木胎，盖、身分别由整木剜凿而成。整个器身为长方形，盖呈圆拱形，盖与身的四角均有把手。箱外以黑漆为地，绘朱色花纹，内髹红漆。盖顶纹样为蘑菇状云纹，空余画面绘“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一高一矮两棵扶桑树，高树有十一枝，每枝头上有一太阳，树上立二鸟；矮树有九枝，每枝头上亦有一太阳，树上立两兽，一兽人面，另一兽侧首。一人立于两树间的夹谷中引弓射箭，是为后羿，两树上各有一鸟中箭坠落，此二鸟与树枝上的鸟均为日中金乌。衣箱三面纹饰有方格纹、卷云纹、云雷纹、鸟兽纹等，另一面无任何纹饰。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九)…     

济阳刘台子方鼎

<正>西周时期器物。该鼎立耳,厚方唇,平沿。口呈长方形,器身略呈斗形,平底,柱足。壁身四面以高扉棱为界,四面纹饰相同,中心位置为素面,上下围绕两组以云雷纹为地的纹饰。上部为两蛇纹相对,中有扉棱,下部为两相对的凤鸟纹。足跟饰牛首纹及两道弦纹。通高19.7厘米,口长     

鲁白悆盨

<正>鲁故城出土。通高19.2、长23.5,宽15.2,深8.7厘米。整体呈圆角长方形,上有盖。两侧有兽首衔环式把手,盖沿、口沿和圈足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每则圈足中间有弧形缺口。盖面装饰象鼻纹和瓦纹,盖顶两组夔龙纹,每组两夔龙相对,两组夔龙纹呈扉棱状,既为装饰,又为捉手。盖顶中央为虎形钮,虎头前伸、尾上卷,虎身梢下蹲,似为蓄势进攻之状,同时虎身布满纹饰,造型生动。盖底对铭各6行36字:"鲁白悆用公龍兄,其肇乍其     

两汉时期北方系统腰带具的演变

两汉时期北方系统腰带具的发展体现在带具的各个方面。牌式带扣从以矩形为主演变为以椭方形为主。从流行用海贝装饰带身变为使用矩形的带板。带环从流行挂在腰带下变为用铆钉固定在腰带下缘,带环数量整体上由少变多。最后,带板和带环合二为一形成带銙。纹饰从流行镂空动物纹变为流行浮雕动物纹,再到出现镂空的简洁抽象纹饰。总体趋势是从形制多样走向统一。     

从殷墟墓葬看商代社会等级分化

从殷墟发掘墓葬的形制规模及随葬品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社会等级分化相当明显,也相当普遍.不同家族有等级分化,同一家族内部也有等级分化.殷墟王陵明显分为东西两区,或许就是王室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     

方苞父亲方逸巢与曹寅交往考

桐城派鼻祖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曹寅是朋友。两人的交往史料(诗、赋、辞等),在曹寅《楝亭集》中有六七处,以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根据方苞、方逸巢的有关文献,对该资料尝试作了笺释,内容涉及:方逸巢舅舅马秋竹作为曹家的私塾先生,与曹玺、曹寅父子的交往;方逸巢本人对曹寅的评价,以及曹寅对于其弟弟的关照;方逸巢手臂害疮、好酒的细节,及曹寅对方逸巢的关心;曹寅春送方逸巢两只酒杯,并写铭、辞相送的情景;生活困难的方逸巢送年货给曹寅,感谢其送酒杯,等等。两人有诗文为凭的交往史,跨度为十五年,是研究曹寅和方逸巢以及桐城派的重要史料。     

天人同感与以阳为尊理念的显现——《焦氏易林》灾异事象描写的透视点

《焦氏易林》的灾异事象描写涉及天文、自然风物、人间怪诞多种类型,常和不吉利卦旨相连.灾异的征兆与结果之间以天人同感为纽带,渗透了阴阳互动与以阳为尊理念.事象与相关理念整合,巫术与哲学融会,是灾异事象的一个透视点.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悲哀的叹美——庐隐小说审美品格探源

庐隐因婚恋题材在五四作家中卓然独立,她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追求,以及追求中的迷惘、困惑和悲哀.她的作品深深地打着悲哀的烙印,这既是她自身的悲哀和痛苦的外泄,也是时代的症候及文学潮流的影响.同时,她的悲哀主义还与她的审美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是一个"悲哀的叹美者".     

中国通商银行个案研究：尹稚山亏蚀案剖析

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经理人尹稚山侵吞镇江关巨额公款.盛宣怀派人会同官府查封尹稚山及其叔尹德坤的家产,并以之开彩,其所得俱作为赔款,而不足部分分年予以摊赔.尹稚山亏蚀案暴露出中国通商银行内部运作机制的一些弊病及其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劣.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游战族群"(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殷商文明处于亚洲驾马历史的早期阶段,此时掌握马车的族群即是殷商王族。从亚洲历史的角度观察殷商文明,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其文明成分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