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

本文首次尝试探讨了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问题。探讨分三个层面 :一是以带“伐”、“舞”、“奏”、“文”等字的辞条为例 ,考察了商朝人重视文化建设的浓厚尚文意识 ;二是通过考辨刻辞中孕育和记录的“占”、“谱”、“册”、“祝”、“诰”等古代文体雏形 ,体认了商朝人已初具朦胧的文体意识 ;三是通过对刻辞字、句、篇的例释 ,确认了商朝人已具备较明晰的写作意识。而这三种意识都是产生文艺思想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女"和"汝"与第二人称代词 (rǔ )之关系考

本文认为,在殷商时代以前,“女”作名词,表示妇人之义;“汝”作名词,表示汝水河之义,两字与代词(rǔ)之关系不可考。从殷商时代开始至西汉,“女”除了作名词外,也可以假借作代词(rǔ);而“汝”除了作名词外,也可以假借作代词(rǔ)。从东汉以后,在记录代词(rǔ)时,一般不再借用“女”(偶有使用)字,“汝”除了作名词外,成了一个专门记录第二人称代词(rǔ)的字。     

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

长期以来,中外研究者对龙的原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产生过“恐龙说”、“外来物说”、“龙卷风说”、“扬子(?)说”、“雷电说”、“华夏图腾说”等不同说法,其中“华夏图腾”说流行最广。最早持此说的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图腾糅合而成的综合体。这种说法自有其难以置信之处:一、从人类学报告与论著看,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尚未见到以虚拟生物作为图腾的例子。二、在原始社会,不同的图腾部落合并后,一般是人数较少或较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释臣

《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甲骨文、金文臣字皆作竖目形。研契诸家释其本义为奴隶,但殷商人何以必用竖目形示意奴隶,诸家说则颇纷纭。郭沫若先生以为“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为此也”①。于省吾先生则认为：“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以...     

秦人早期史迹初探

在我国古代史上,秦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史记·秦本纪》说: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七六二年)“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这以前,秦人还处在蒙昧状态,还没有成文的历史。现存古代史籍中所记载的秦人先世史迹十分模糊。本文拟对秦人早期——武公以前的史迹作初步的探索。① (一)秦人的远祖及其与殷商的关系据《诗·商颂》和《史记·殷本纪》,简狄吞食玄鸟卵而生殷人的始祖契。这样的“鸟生”传说,在我国历史上,从东北到渤海沿岸,以至于江、浙一带,是普遍流传的。这是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据胡厚宣同志《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9     

先秦图腾信仰与楚君熊氏之关联

先秦时楚君于名前多冠以熊字,自《世本》之后说为楚君之氏.一般学者认为楚国图腾信仰不是熊.但若从姓氏起源的角度予以考察,楚君熊氏是否与熊图腾具有某种关联?此实乃一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一般认为图腾信仰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但中国古代关于图腾崇拜的早期文献资料很少,较多反映于秦汉及其以后的记载中.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据《诗》记述了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姜嫄履大人迹生弃的故事,由此引发汉人关于“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的说法.此类说法多见于汉代纬书之中,其产生当前有所承,必非凭空产生于汉代.据《潜夫论·五德志》,自三皇五帝至夏商周三王,甚至西汉刘邦,其诞生几皆由其母感应神灵祥异而致.似此,显系圣王感生说之集大成式系统化表述,有后起的加工成分.但追本溯源,绝非无根据的神话,乃古老的图腾崇拜在汉人观念中的隐约反映.在早期渔猎时代,人类的生息与动物密切相关,故动物图腾亦兴盛最早.中国早期的动物图腾传留较少,但非无踪迹可寻.从新石器时代鱼、鸟、龙等器物纹饰或器形,到商周铜器上的各种徽号文字,皆可见其遗迹.     

殷商刻辞与中国艺术观念的本源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贞人的学识修养

在甲骨文研究中贞人是判定年代划分时期的重要依据,故贞人历来是甲骨学研究探讨的专题之一.但贞人又是甲骨文的契刻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贞人作些必要的研讨,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殷商时期书法的发展,深入探索甲骨文书法艺术规律有所裨益,而且对于指导我们当今的书法艺术创作,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拟就贞人的学识修养与甲骨文书法的内在联系,试作论述。 一、贞人 1929年第三次发掘殷墟时,在安阳“大连坑”南段发现四版大龟甲,董作宾先生对大龟四版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一次证明了甲骨文中卜下贞上一字,应为贞卜者的名字,称为“贞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文心雕龙·定势》疑义辨析举隅——十条

1.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全篇所言“势”字,历来有不同解释.《札记》[注]以为,“势”即“臬”字之转假,指射埻即言准的,引申指法度.范注取黄说,训为标准.这个解释似乎使人觉得“势”犹如人为树立的标杆,与彦和所说自然趋势而形成的“势”总不甚契.后来学者多未取此解,原因或在于此.     

外向型汉英词典中“龙”的释译研究

龙与drago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但人们一直把中国“龙”译成dragon,多数汉英词典及英语辞书把drgaon作为龙的唯一英译对等词。把dragon作为龙的英译对等词忽略了两者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含义,从而人为的在两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假的对应关系。对于译者而言,具有浓厚文化意蕴的词语,不仅要译出它的表层意义,更要准确再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从龙的这一文化原型出发,国内辞书编纂者在外向型汉英词典中把Loong作为龙的释译对等词才是恰当而准确的。     

它们是假借字吗?——《甲骨文字典》读后

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既是甲骨文初学者的良师,也是甲骨学研究者的益友。 由于甲骨学目前尚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与探索,《甲骨文字典》(以下简称《字典》)当然也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想先就《字典》卷一“一”部“从五至九,则利用假借字”的说法,提出一点个人拙见。笔者以为五至九与一至四同样都是表示数目的指事字,而不是假借字。 首先,文字学家们对五至九几个数字的析形、释义以及     

釋甲骨文耤、羲、蟺、敖、(朱戈)諸字

挥指到桂冲合创了“脂”早 .表寇八琳字的集形如"有艘令心,作丸简 。从例止"骨华一 ‘儿乌再甲就”冷寸丈.浓川妇大食?)雇) 仔右甲正。·真 ·从五二。。 ?欣矛五加人四 入新形五二。一 ,而手"三从一票来要漂,”"合玲保合亲未编 。凡袄"合·大 (象!而(·从全。,部。‘禹"侧洲甲,大印·株版叼一止形“森结新作八人作"·‘般。去又作)字 ︹五省)人四列今寸九从正)五下。净可九文二有箱漂常五五一. 合常承。三编丈欢,,四,大汁(冷下漂。集金甲。的合一合"为娜作 赘尹产可户︸少样久从有高;鸣措把禹走右精字多乡,”尺己笼“叙”·“往考挥绪家夕…     

商族图腾崇拜及相关问题

把“玄鸟生商”作为商族起源说是东周人的假说讹传 ,仅是一种神话传说。甲骨文中的亥的“亥”字上有鸟之形 ,也不代表商族与鸟有关系。卜辞的“商”字反映出了商人对“辛”的重视 ,是商人图腾形象升华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符号的体现。而殷墟青铜器中最为多见的饕餮纹饰显然是商人图腾崇拜的象征 ,而这种纹饰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龙图腾。     

师克盨盖考释

此师克盨盖系一九五七年三月间,西安商业学校熊本周同志捐送陕西省博物馆,为其先人步龙先生遗物,(闻步龙先生在清光绪间曾任教三原味经书院)器早佚。盖通高八、五公分,口宽一九、九公分,口长二七、八公分。铭文(图版一、)凡一百四十四字,又重文三、盖面铸夔龙纹饰。据郭沫若先生考订:“大克鼎称其祖为师华父,官职为师。此师克亦称师,表明世袭,可知克系同一人。铭文第三行又下(?)字,见录伯(戈冬)(皀殳)、单伯钟、毛公鼎、王国维释劳。案此铭多一(?)(凡字),当是声符,准凤从凡之例,此当为奉之初文,会意,凡声也。”     

古麋子国辨考

岳阳市城区及其近郊地域,春秋时期确曾出现过麋子国,建有麋子国城。从文字训古学的角度考证,＂麋＂、＂麇＂在字义上本是同一物类,在崇尚图腾的上古时代,＂麋＂、＂麇＂乃是以鹿属动物为图腾标志的同一部落。历史文献记载为＂麋＂或认为＂麋＂、＂麇＂相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有麋湖、麋湖口;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释＂麇＂为＂九伦文,獐也,本又作麋,亡悲反＂。乃是＂麋＂、＂麇＂相通的权威观点。宋代祝洙《新编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罗泌《路史》,明代弘治《岳州府志》、《湖广图经志书》等皆记为＂麋＂。其他佐证资料则有地名信息资料、姓氏信息资料、地下发掘资料和文人诗文等。《左传》中＂麇＂即有多种别字、讹字;后世误刻的＂麋＂,＂穈＂,当是＂麋＂字之误,而非＂麇＂字之误。     

论《周易》“见群龙无首,吉”

现代汉语以“群龙无首”比喻一群人中没有一个领头的人或没有统一领导的情况或局面,含有贬义。这一成语出自《周易·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原来是褒义的。此语涵义的变化,明确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及社会历史观的变化。这句话的本义是群龙出现而没有首领,吉。参看郑玄注:“六爻皆体乾(一作龙),群龙之象也。舜既受道(一作禅),禹与稷、契、咎繇之属并存于朝。”《后汉书·郎(岂页)传》:“昔唐尧在上,群龙为用。李贤注:群龙,喻贤臣也。”王弼注:“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朱子本义:“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     

周叔弢先生遗札十四通

一贵忱先生大鉴:前承枉顾,得接风仪,畅聆教言,曷胜钦佩。大方先生书扇,顷始检出。兹寄去二枚,祈查收。大方先生名尔成,字地山,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幼有才子名。以擅联语名于世,有联圣之称。赠妓之联尤工。我本有录稿传刻之意,惜已散失矣。暑热维珍重。匆此。敬请夏安。周叔弢上言。一九八○年七月十一日。附记:周先生与方尔谦(一八七一——一九三六年)友善。尔谦字地山,又字无隅,别署大方,以富藏泉闻名一时。其弟尔咸,字泽山。昆仲皆有文名,世称扬州二方。此札称大方名“尔咸”,疑为尔谦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