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历来以其独特的叙事方法著称.本文从小说的叙述框架和时间安排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两位叙述者和两种叙述顺序对构建双重叙事框架,推动叙述进程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说明这种框架式叙事结构如何构成小说主题的二元对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穿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模式分析

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了较强的时间意识。通过对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叙述时间奥秘的解读．以小说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努力挖掘小说文本中叙述时间运行模式及其意义．分析时间和虚无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别具意义。     

为叙事而存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小说叙事形式具有多变性,构成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在阅读时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叙述者在从《呐喊》向《彷徨》的写作过程中逐渐由"现身"转向"隐身"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进程.     

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出现了一系列风姿各异的疯癫形象.疯癫人物形象在如何叙事以及叙事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叙述视角的特殊性、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及叙述模式的反讽性等等都和作品中的疯癫人物形象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固守与超越——康拉德小说的叙事特点分析

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以其作品的深刻主题﹑广阔的背景和精湛的叙事艺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借助于叙事学理论资源,探讨康拉德在叙事艺术方面的创新--主张小说的"内部视点",引入叙述者"马罗",提出并尝试"时间变换"的方法,期待能够对康拉德小说的叙事艺术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固守与超越——康拉德小说的叙事特点分析

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以其作品的深刻主题?广阔的背景和精湛的叙事艺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借助于叙事学理论资源,探讨康拉德在叙事艺术方面的创新——主张小说的内部视点,引入叙述者马罗,提出并尝试时间变换的方法,期待能够对康拉德小说的叙事艺术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灵幻叙述与悲剧内涵

泰戈尔是印度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代表了印度近现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影响仅次于他的诗歌.他学习并接受东西方文学传统,创造性地运用非人物的灵幻叙述方式,灵活采用多种叙述者类型,运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使小说的叙事艺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征.泰戈尔以独特的叙事技巧揭露社会严峻的现实问题,赋予小说浓郁的悲剧精神,把印度短篇小说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体现了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探索精神以及深犀的人道主义思想.     

论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的叙事技巧

《吉姆爷》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最受推崇的一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第一部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小说中运用叙事技巧烘托、渲染主题思想,并把叙事技巧的创作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探讨《吉姆爷》的叙事技巧艺术,一是多重叙述角度,主要包括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角度;马落的人性化判断叙述;白人次要叙述者与土人叙述者并存。二是时间移位叙事技巧,《吉姆爷》中多次使用时间上的跳跃来实现展开主题事件的目的。     

少数民族小说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中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构建存在密切关系。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叙事交流方式,可靠叙述往往体现为单向度的叙事交流特征,不可靠叙述则因增强了文本的交流对话特性而呈现出丰富的交流层次。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大多采用可靠叙述的形式展现民族身份,表现本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民族习俗、风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可靠叙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的重要叙述方式,少数民族小说常常采用有缺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二度叙事等叙事策略展现出作者对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建构的探索。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教育叙事研究的哲学基础探析

后现代哲学思想、现象学、解释学是教育叙事研究的哲学基础。在后现代哲学的否定性、多元化和差异性思维方式影响下,教育叙事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交互主体性理论和现象学方法是教育叙事研究直接的理论来源。解释学关于“理解”的观念,对以“理解”为核心的教育叙事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中国"情感—表现"诗学体系的生成与建构——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获得的视角出发

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以跨文化的眼光和视野将文类划分为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同时指出中国诗学作为一种“情感-表现的”诗学产生于抒情诗的背景。这种以文类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特殊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反观自身诗学体系的方法性启示。从文类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中国诗学体系,我们会对它的“情感-表现”特征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作为基础文类的抒情诗歌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原创性诗学观念,对于这种“情感-表现”诗学的生成与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老残游记》叙事视角的文化涵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不同于传统叙事风格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的顶峰之作,其文本书写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其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在当时小说文本中具有代表性。《老残游记》运用的视角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有限视角＂模式,但＂视角越界＂现象也存在不少,对这种＂视角越界＂并不能武断地进行否定,而应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进行深层的探究。     

论方言小说《何典》的狂欢化叙事

《何典》是清代乾嘉时期的一部方言小说。它叙述了阴曹地府中一群野鬼的种种荒诞诙谐的故事，采用了大量的民间广场语言，如方言口语、俗语俚语、粗鄙骂人话等，并且应用了加冕脱冕这种狂欢式的叙事结构，所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狂欢化叙事的特点。     

道家精神烛照下的《边城》世界

《边城》是一个美丽而忧愁的梦,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诗意的“湘西世界”。他以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依托,通过对“水”的解读、自然本色的重视、自然人格的推崇及乡土、家园守望的多元叙述,折射出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     

隐喻:阶级话语的符码修辞——对萧红《手》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指出整个文本可视为由"手"这一主符码和其派生符码"笑"、"肺病"、"手套"、"《屠场》"共同构成的复杂叙事体,这些符码所具有的身体社会学层面的隐喻意义指向并构建了文本阶级话语的深层结构,使故事由主人公个人具体、特殊的遭遇上升到"个体对于自我阶级身份无望挣扎"的抽象、普遍的寓言层面。     

帝国主义神话的营构——论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

《吉姆老爷》中的吉姆是一个帝国主义话语操纵下的文本人物。帝国主义话语为他编织了自我理想。吉姆在“帕特那”跳船事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种理想的脆弱性。帝国叙事者又借助话语的力量为他创造了一个文本境界,在那里他的帝国主义想象变成了“现实”。但是,小说中有意识的文本性又让读者体会到叙事背后的欲望与强权,从而对文本的虚构性产生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拉德在参与建构帝国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对帝国的未来建设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和忧虑。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叙事模式和聚焦方式

精通现代叙事艺术“是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其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可以说是他的写作技巧的经典之作。这篇小说除了使用因果线形叙事模式外,还舍有重复和对比的子模式。这篇小说所使用的聚焦方式在复杂之中透出一定的规律：外聚焦是有限全知聚焦方式中的特例。     

叙事视点与政治意义——晚清谴责小说政治叙事的形式分析

晚清谴责小说采取陌生化的叙事视点来传达政治批判意义。陌生化视点主要通过“旅行者”和“局外人”的叙事身份呈现。前者将政治叙事的视角无限扩大,不断造成叙事的新奇感;后者打破了既定的文化感知,形成政治叙事的戏谑化效果。叙事视点的陌生化处理,使叙事者总是新奇地面对叙述对象,更有利于表达熟视无睹的景象背后忽略的生存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