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交往共同体与先验诠释学——论阿佩尔的诠释思想

阿佩尔建构理论的基本方式就是反思与重建,他的学说的形成经历了与现代的理论主题之三次转折相关,即:(1)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内在于先验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之实用主义转向,以及(3)实用主义转向之翻转。阿佩尔尝试整合处于对立的自然科学的"说明"和精神科学的"理解"两种方法,以建构先验的诠释学。建构先验诠释学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就是将先于人类一切认识过程的交往共同体确立为认知的主体。惟有如此,才能克服方法论的唯我论,超越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对立。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王阳明的学习思想

明代著名的大学者王阳明,一生潜心学业,涉猎广博,思维精深,满腹经纶,成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吸收、借鉴与批判前人学习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与哲学思考,架构起了以“致良知”的学习目的,“诗、书、礼”为核心的学习内容,“知行统一”为主体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的学习思想体系。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本文主要从王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有关界定、看法入手探讨他致良知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并就有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身心交关”视域下的王阳明哲学

身心、知行、内外、形上形下相贯通,构成了阳明思想的整体特征。阳明认为身心一体,心为主宰,身为功能,心之发用显现在身行,身行则是源于心之发用,心与身同处于一气连通的现实生活境域之中。"心-身-性-理"乃是一个通贯的整体,作为身、心和合而成的人,通过秉持性、理而成为天地万物的"宰者",此"宰者"对天地万物有一种不容已的道德责任感,致良知从根本上即出于这种"道德责任感",它是一种为"求自慊"的自然发动,丝毫不需要外力去推动。由知到行、由良知到致良知伴随着的是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属内,亲民属外,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体用不二。     

哲人的告诫:良知与政治——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政治—哲学研究

良知与政治之间有着紧张的矛盾和对立性。良知基于自身的本性根本否定现实政治和伦理架构,但现实又不可完全去除政治秩序和伦理架构。面对这一张力,王阳明提出告诫:切忌以纯粹的良知来改造现实政治和伦理架构。遗憾的是,后世往往遗忘了这一告诫,最终造成现实的诸多灾难。这一告诫显示出古典政治哲学的重大主题和深切关怀。     

王阳明批评朱子“外心以求理”的得与失

王阳明早年因实践朱子格物学遭遇困境而悟出"心外无理"说,此后他把朱子格物穷理说定性为"外心以求理",并等同于告子"义外"之说加以批评。阳明的批评虽然击中朱子学的要害但却并非完全相应。朱子的格物说颇为强调对外在物理的认知与节目时变的讲问商量。阳明强调廓清良知为头脑工夫,对外在物理与知识难免有所忽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形中,缺乏相应的物理知识,徒致良知亦无法实现知行合一。就此而言,朱子格物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浅论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以“良知”说为出发点,在良知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与“明伦成德”的教学内容,并以“成圣”为最高理想。其独具特色的心学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独特的价值。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初探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王阳明提出了“明人伦”、“致良知”的道德教育目标、“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原则、“因之而施之”的道德教育方法、“学贵得于心”的道德教育标准,这些教育思想作为我国古代传统德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德育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良知不是纯形式——以王阳明为中心

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陆象山、王阳明讲的“性”是超越的、先验的，其所透显的道德法则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而细读阳明的语录与书信，阳明所讲“良知”似不能这么看待。阳明这里．良知与气、与物、与情都是不能截然二分的。从阳明对气的表述来看，总体上而言，阳明认为良知与气、理与气、性与气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如此，则良知不可能有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纯形式的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省察

"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学说的一个核心范畴,挺立道德主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精神,意即"我"作为一个完满自足的道德主体,能够成就自身德性,并将"我"之"灵明"融入万事万物,使其浸染"我"之道德精神,纳万物入"我"之道德世界;秉持慎独之功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特质,他尤为强调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域用力,主张通过"省察克治"、"破心中贼"、"存养夜气"等一系列内在工夫杜绝恶念、塑造新我;至达中庸之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归宿,他特别注重"喜怒哀乐之未发"、"勿忘勿助"、"无适无莫"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内涵。     

外与内:论王阳明思想的起点

阳明早年按照他所理解的朱子学中"格物穷理"的方式去格竹子之理,但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固然有其早年对"格物穷理"的某种误读,然而,其中反映出的理论内涵则在于:处于割裂状态的外在之"理"与内在的"心"之间的关联如何建立的难题.龙场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味着确立了心与理本是二而一的,换言之,理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如果说,龙场所悟之道在理论层面上重建了普遍之理与人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那么,上述这种人心与理之间外与内的关系转换也成为阳明思想的理论起点.     

浅析王阳明思想的美学意义

王阳明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其美学意义具有着总结性与启发性。其思想的美学意义在于首先他关注于意义世界,而非常识世界。第二,追求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第三,追求无善无恶的自然境界。     

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体常尽变——王阳明易哲学的心学建构

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心悟不离易道,以“良知即是易”、“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以中正为易道和人心之基本法则,认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又本着五经皆史的观点和六经注我的精神,认为“易是包羲氏之史”,主张道事为一;王氏易学不斥象数,但认为卜筮乃用于神明吾心,所以“易是问诸天人”,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至穷理尽性至命,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