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版本的对比看新版《大庆科学发展纲要》的特点

出于对大庆未来发展的超前考量，更出于对大庆再创辉煌的责任思考，自2009年12月到2012年4月，大庆连续发布三版《大庆科学发展纲要》。对比前两版《纲要》，第三版《纲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版《纲要》体现了大庆立足现实、抢抓机遇的时代意识；第二，新版《纲要》体现了大庆与时俱进、不断超越的跨越意识；第三，新版《纲要》体现了大庆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科学意识；第四，新版《纲要》体现了大庆以人为本、关切民生的和谐意识。     

由真向假的蜕变升华——《觉醒》中女性与美国社会转型期的交叉重叠

《觉醒》是一部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小说，也是一部超越时代的小说。女性主义理论在特定时代及文学小说体裁分析中应用极为广泛，尤其是对于父权社会背景中的女性角色分析。《觉醒》中埃德娜女性意识觉醒中的创伤重复、尝试自愈及必然失败的过程，是女主角本人的失败，更是一个时代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失败。女性身体、意识受到创伤，仅依靠个人力量是无法抗衡整个社会，而分析女性角色也需要结合社会背景，分析人物悲剧成因。基于美国社会转型期时代背景下，分析《觉醒》中女性由真向假的蜕变升华过程与时代的交叉重叠，更有利于客观全面地看待女性意识觉醒，分析意识觉醒的必然性原因。     

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东西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通过《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歌可以发现，东西方在战争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性：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东方主要是保家卫国，西方侧重于暴力扩张；从战争的审美来看，东方尚武，西方嗜血；从对战争的反思来看，东方厌战、渴望和平，西方则对战争无限向往。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东西方的地理条件、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的显著不同。东西方的战争文化特征在当今中外领土争端中得到了强烈的映射。     

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

海神信仰是人们对海洋神灵崇拜的产物,秦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海神信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海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使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呈现出了人格化、世俗化、社会化的新特点.随着海神信仰的发展,秦汉社会的海洋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海洋控制为主体的海洋政治观得以践行,而海洋文化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海洋意识的范畴.至此,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已融入到秦汉社会中,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通过分析<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可以发现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了解古人的自杀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助于人们反观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状况.     

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1年九月在西安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秦汉时代的阶级关系和秦汉时代封建专制主义特点及其影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秦汉社会的性质,即秦汉时代存在大量奴隶,秦汉是否奴隶社会?与会者多数是秦汉封建论者,但也有学者就秦汉的奴隶问题、秦汉的阶级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性爱意识的艺术表达

情爱是小说创作的天然主题。性爱意识的艺术表达,一定要遵循它的美学规律,通过对性爱的描写刻画,透视出社会、人生、历史、时代的文化深度。以此为原则,铁凝的中篇小说《对面》就有些过犹不及,而汪曾祺的《受戒》就达到了性爱艺术表达比较高的美学要求。     

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阿凯:童年岁月》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

索因卡的自传《阿凯:童年岁月》以多种艺术手段追溯了幼年索因卡的双重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在此影响下的个人意识的成长,并注意了人格史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索因卡坚信自己的记忆,对叙述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没有丝毫的自我怀疑,显现出了传统的自传意识.     

马克思时间观的生成图景、内涵叙事与当代价值——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察

在资本主义工作日的时间构序下，马克思深刻意识到时间与人生存发展的深度勾连，并在西方传统时间观的思想土壤上开启了对时间问题的探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学说三个维度创造性地解答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之问”: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将时间视为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时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批判，揭示资本剥削的时间机制；在实现自由时间普遍占有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当今时代，时间加速、紧迫与匮乏仍然是现代社会的症候。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对消解消费主义的时间异化、破除资本的加速逻辑以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奏具有重要意义。     

从《日书》看汉代人的葬日

《日书》是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其中的《葬日》是关于当时男、女遭丧后,丧主选择埋葬日期,达到避祸求吉目的的记述。通过考察两汉时期所见人员的葬日,发现汉代上至皇帝、皇后,下至诸侯王及其他一般人员,他们的丧葬时日一般都不符合先秦礼文献的记载,却符合《日书》的有关记述。这说明两汉社会在选择丧葬时日问题上,已深受巫觋之风的影响。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比旧爵更是复杂细微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西域汉简与秦简词语互证

本文通过对秦汉简牍中几个词语的训释提出秦汉简牍词语研究中的词语互证这一词义训释方法,为解决简牍中的词义训释问题提出一条新的思路。文中主要运用了西域汉简和秦简材料,通过词语相互比较,辨析验证,考察了“发”、“别书”和“手”三个词语在简牍文书中的特定含义。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忧患、巫术与魅性审美——贾平凹与秦汉文化初探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名作家之一。他以对时局、文明的忧患,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巫术文化的描摹,再现了人类远古的神魔思幻;以拙朴、魅性的审美追求,激活了秦汉文化中丰盈的生命热情。不言而喻,它们的最终旨归都指向文学民族化的探索,并以此昭示人们：传统在现实激活下仍然具有新的活力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