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促进中越边镜民族文化与边贸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考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贸易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边民的传统文化既开启、促进着中越边贸的复兴 ,又制约着边贸经济的现代化升级 ,特别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在世纪之交上升到一个成熟期而且边贸逐步规范化、各种机遇与挑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促进边民文化与边贸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中越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 ,共同运用该地区经济文化互动的规律 ,调节边民文化与边贸的互动关系 ,在提高边贸规范化、电子化的同时 ,协力提高边民文化资源开发手段的现代化 ,实现边境文化经济产业的分工合作、双向交流 ,同时培育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群 ,形成“边贸带旅游、旅游唤文化、文化促经济”的相互联动格局 ,建立一条“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边境经济区和增长带 ,实现当地经济、文化的“双赢”和中越两国的“双赢”     

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贸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考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贸易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边民的传统文化既开启、促进着中越边贸的复兴,又制约着边贸经济的现代化升级,特别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在世纪之交上升到一个成熟期而且边贸逐步规范化、各种机遇与挑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促进边民文化与边贸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中越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共同运用该地区经济文化互动的规律,调节边民文化与边贸的互动关系,在提高边贸规范化、电子化的同时,协力提高边民文化资源开发手段的现代化,实现边境文化经济产业的分工合作、双向交流,同时培育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群,形成“边贸带旅游、旅游唤文化、文化促经济”的相互联动格局,建立一条“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边境经济区和增长带,实现当地经济、文化的“双赢”和中越两国的“双赢”。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

社会互动是边民惯常性的行为表达。血缘、族群记忆及国家关系造就了边民社会互动的主体内容,边民有序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国家治边意志的实现,而边民无序的社会互动行为则直接背离着民族国家的治边行为。在滇越边民区域性的社会交往互动中,文化诉求感的满足是传统时期边民社会互动的关键性需求,然而经时间改造,物质利益的满足逐渐上升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滇越边民社会互动行为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只有基于边民生活实际,合理性设计并施行制度,以迎合边民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需求,进而在边民意识中形塑极具象征力的民族国家形象,才能从根本上使边民产生并长期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边疆与边疆政策研究简论

清晰边界和有效边治是民族国家边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疆域广泛,尽管古代帝国绝大多数统治者常以“华夏文明至上”耀居,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弱边治意识主导下,遥远边陲不时也被施授“犒赏”周边方国.但清晰化边疆却始终是古代帝国或者说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要意志.为了更为恒定地保有和富裕边疆民族,中国历代政权统治者都结合边疆事实设计并轻重有别的施行边疆政策制度,有序化治理边地,充分培养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然而,边疆制度源起并服务于地方边地事实,地方边疆的发展更变对边疆政策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曾经的有效制度急需在经验总结和检讨中修正,进而设计创造出契合民族国家以及地方边民多重利益主体需求的政治制度.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戍边文化:构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新思维

作为拱卫国家安全的前沿性区域,边境的安全及其治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有赖于全社会形成一种国家安全意识和观念——国家安全文化,而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则突出表现为拱卫、保障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基于戍边历史、边境场域、政府建构因素形成的戍边文化,广泛分布于沿边生活的社会群体之中,构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心理驱动机制,是一种基础性的边境安全治理资源。随着国家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边境安全及其治理的内涵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在此背景下,有效推动传统戍边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进而构建起一种新型戍边文化,成为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标语治边：边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边境地区,标语的内容形式、指涉对象、作用路径均异于“内地”,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治理工具。边境标语在警示涉边行为、宣传国家政策法制、传播守边固边文化、营造管边控边氛围、宣示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它将国家意志和影响力嵌入到边缘地带,成为边境地区国家在场和国家建构的特殊形式。通过承载上述治理功能,小标语往往可以折射出大问题。基于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的边境治理蕴含着二重性治理取向、多元化治理主体、复合型治理路径、差别化治理政策的内在逻辑。     

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

国家边界弱化为滇越边民自由结交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战争的突现,中越两国关系恶化,许多边民因此而沦为没有国籍的难民。生存权的丧失使滇越边民模糊的国家观念渐而清晰化,欲求国家惠边的心理极为强烈。然而客观闭塞的边区环境又加重了国家富民的成本,国家政策惠边行动很难真正涉边。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机会缺失的现实背景下,滇越边区逐渐异生出以财富为标准的另类的民族认同感,边民的国家意识摇摆不定。     

习得与创新：越南女商贩营销文化研究——以东兴小商品市场为例

越南女商贩是中越边境口岸城市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长期来往于中越边境之间,是联动边境贸易往来的新生力量,对促进中越口岸贸易活力有着重要影响。在东兴口岸小商品市场中,越南女商贩在营销活动中形成的营销文化,是基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从谋求经济利益到文明交流互鉴,跨国、跨文化的流动会导致不同文化下的主体相互"冲突",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从哈节看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

北部湾中越边境跨国民族京族是同源民族,在共同的传统节日哈节期间,中越京族相互邀请,哈节成为了北部湾中越两国京族民间跨国交往的形式.本文从中越京族哈节概况、哈节期间中越京族民间交往的情况,以及交往产生的作用等方面探讨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兴边强边进程中边境口岸管理的政策制约因素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实施对边境口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边境口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前,现行政策在加强口岸建设、推进兴边强边政策进程中受到边贸优惠政策、地缘政治风险、边境口岸城镇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建设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宏观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兴边强边,不仅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也拓宽了边境口岸基层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性特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其所分布的地域空间也逐步从边境乡镇向内地扩散,并且,影响传统跨国通婚的民族性因素也显现出其逐步让渡于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随着边境跨国婚姻移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在挑战国家的边境治理,包括嫁入我国外籍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人口安全、婚姻管理、贫困的代际传递、非传统安全隐患、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为了使边境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纵深,必须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创新等多个方面努力,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而破解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难题。     

云南边境乡村地区虚空化问题及治理机制

边境乡村的治理成效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与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云南边境乡村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虚空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人口、人际关系、文化、经济、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虚空化,这是一个关乎稳边、固边和守边的重要边疆治理问题。在当前新形势下,挖掘云南边境乡村虚空化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治理路径,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目标取向与路径抉择

边疆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需要把边疆治理、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促进其他各项治理目标任务的完成。陆地边疆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极为重要的内容,边疆安全治理改变了国家疆域边缘和治理末梢的传统观念,边疆治理蓝图彰显了边疆治理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我国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弱项和短板,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重大战略安全实施。陆地边疆安全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合力治边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跨域治理是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在陆地边疆安全治理路径的抉择上,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职能,把边民守土护边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常态化任务,把民生改善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把综合施策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