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涿鹿大战:古代夷夏的互补和竞争

涿鹿大战是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等族群间的剧烈战斗.历代汉语文献对此作了多种多样的记述和解释.本文结合神话、正史及考古发现的相关表达,阐述古代夷夏各族因天灾人祸而产生的激烈竞争,直至在后期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上的互补关联.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滥觞与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具雏形于五四时期,普遍流行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是现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直接源头。其内涵丰富,取向悬殊,局限性明显。     

论中华学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促进

中华学能满足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精神前提的认识自己、自觉自己的需要 ;中华学的研究宗旨、中华学的实质、特征、研究原则、功能作用都要求它给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因而 ,中华学能够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他者”视角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他者"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是凝聚"我们"的狭隘想象。在崇尚"天下主义"的传统中国,"他者"是善意的、可教化的、不带有种族歧视的认同。中国"天下主义"精神孕育不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只是近代的救亡图存才产生民族主义。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对民族主义的超越,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鸦片战争时期“通经致用”思想刍议

鸦片战争时期的“通经致用”思想既有儒学中最富生命力的实用理性精神，又为其“通经”思想所局限。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通经致用”一方面成为矫正时弊、倡导变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应付新时代的挑战。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大一统"具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等多维意涵,其中的政治思想维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政治哲学探析

党的十九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建设吹响号角。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探析:其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自身的民族内涵与主权限定;其二,以共同体主义的当代进路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自身团结一致的情感旨归、文化要素和伦理观念;其三,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当下历史阶段领导全国各民族进行平等协作、自由发展、团结进步的实践要求,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历史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撑。综合来看,中华民族作为广义的国族概念,既不能单纯以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来进行简单划定,也不能单纯以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展开抽象分析,而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结合中国现实实践的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构我国多元一体民族观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符合中国政治实践和历史要求的政治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愿望。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流行话语的民族复兴思潮趋于深化、高涨;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换枢纽与重要标志。     

从梁启超新民思想看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新民思想阐发的民族国家观、集体主义观、国民教育观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人民性特征,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将“道德革命”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启示当前应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以道德引领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将开展国民教育作为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     

从时代的高度把握中华精神

中华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不断成长、发展乃至转变。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传统精神，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精神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精神。中华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国家至上、民族团结的大一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尊重传统的“本根”精神等都是这种凝聚力的表现。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支柱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时代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战略命题,这一命题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把民族团结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逻辑前提的总结和升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华民族来说应具备两个基本态势：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各族共同实践和共同享有的复兴,亦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各族团结奋斗、凝聚合力的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这一历史进程既是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生活世界图景的展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张力释放,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实践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政治共同性为核心的“国家-国民-法律”共同体,是以文化共同性为核心的“文明-文化-精神”共同体,是以利益共同性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安全”共...     

从礼仪文化的角度看“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之中.佛教同儒道二教的矛盾冲突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调和性,三教之间一般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夷夏之辨”就其本质而言,是文化问题.狭义的“夷夏之辨”的论争实质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道教谁优谁劣的问题.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千多年历史进程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凝练、升华,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是体现文明历程的典型本土文化资源,在现实中依托于话语、符号、场所等载体,集中展现一个民族共同的过往经历,传递出独属于本民族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软性工具,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价值指向,筛选现代性素材,凝聚个体认同,塑造共同情感。深刻认识集体记忆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价值,有利于实现“两个结合”,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凝聚力,筑牢现代文明根基。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以现代“中华民族”概念为思维基础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大约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它包括“危机即转机”、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为其内在依据和自信根源、坚持抗战并争取胜利为其前提和关键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抗战期间的流播,不仅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迫切需要自信的特定心态特征,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认同,并参与促成了党派利益和狭隘意识形态的现实超越,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的精神基础,其影响延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