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学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

儒学至少从取得独尊地位而成为官方哲学始,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中就有了明显传播和影响。云南纳西族的阴阳观念渗透着《周易》阴阳观念的文化基因,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儒释"或"释儒"。阳明学对贵州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在壮、黎、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岭南,儒学的传播影响和发展,更有广泛深刻而长足的性质。     

儒学影响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伦理思想

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儒学遂开始了在我国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大兴教育,力倡儒学,以伦理为本的儒学对贵州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形成文化认同。贵州少数民族对儒学伦理观的吸收,注重忠孝五伦等思想观念,是在自身民族文化基础上主动吸收,形成了文化的有机融合。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小议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方式

自儒学获汉武帝批准登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封建统治将儒学作为统治的思想工具也开始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传播,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且成为这个包容着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融合和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儒学的极大影响,这和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传播方式有密切联系,本文主要研究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方式。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探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已凸显出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值得反思。方法论问题在本质上即是对研究对象存在性的确认、对对象价值必要性的坚守、对研究路径科学性的深信以及对研究方法正确性的把握。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工作者在对哲学的再界定、价值的再阐释、路径的再选择、方法的再探索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西田哲学的儒学来源

以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传统儒学在日本国民教育中的巨大作用为背景,通过分析明治人和大正人的不同,着重阐释西田早期的汉学素养在其建构西田哲学中的基础作用,并通过对王阳明在西田心灵内在转换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具体分析,展示中国儒学的心学体系对西田哲学之产生的棒喝作用。文章的言外之义是说,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若想真正进入哲学真理的殿堂,对古典精义在体验层面的把握将是绝对必要的,同时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     

官方哲学地位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儒学长期居于官方哲学地位。官学地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使它变成封建社会的辩护意识;既促进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也导致其逐步僵化。儒学在失去其官方哲学地位后,至今仍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这启示我们必须对它重新研究,进行再认识。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不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儒学也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不同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有所谓"蕃学"和"汉学"之分,实行蕃、汉双语文教学,重视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学习。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不仅源远流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兼通双语文的人才,而且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以儒学研究为例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研究中国哲学,其核心问题是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哲学,或者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到什么东西。因此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所要做的就不能是简单地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指出各自的优劣,而应该首先对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代表性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有比西方哲学更好的观点。由于这种研究属于比较研究,在转向这种研究方法之前首先要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的可能性。     

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探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已凸显出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值得反思。本文以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为基础,探讨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觉,并强调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发展才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显.通过对30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为接受汉族哲学说、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三种;根据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又归结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武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在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哲学审视

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着无数创世神话,这些神话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地、万物、人类来源的认识。用哲学眼光审视,这些认识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体现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的世界观。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艾思奇哲学道路的形态演变及当代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艾思奇一生的哲学道路经历了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三个阶段,依据各阶段的时代需要,他的哲学研究也相应地凸显出大众形态、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三种态势。从本质上看,这三种哲学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辩证统一。研究艾思奇哲学道路的形态演变,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哲学主流形态

民本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主流形态,它包括群众主体、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范畴。民本哲学形态根植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综合,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