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挽歌低吟：作别五月的双桅船——论舒婷90年代（兼及80年代）的诗歌

舒婷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基本属于浪漫主义范畴,90年代的诗歌则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表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主题,反讽犹有余温,充满表意的焦虑和快乐;舒婷契合由躯体向语词转换趋势的女性主义诗学,对后来者也不无启示意义。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论当代诗歌公共性的重建:以于坚诗歌为例

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代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要重建新诗的公共性、走出集体抒情式的公众诗歌范式,必须要使诗歌回归个人,以个人性的建立为前提。以于坚为例,第三代诗歌"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意"、"口语化写作"和"拒绝隐喻"的主张,契合了建立诗歌个人性的要求,个人性诗歌成为带领诗歌走出公众性、走向公共性的桥梁。     

“代”之外的独白──评当代转型期诗歌

世纪末的文化转型导致了诗歌的转型，这个转型以90年代诗歌“代”之外的趋于个人化的写作取代80年代的流派写作为其基本特征，个人化写作脱胎于“第三代”流派写作，并在诗歌转型中日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特性。     

前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诗学理论研究

创立于1986年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是"第三代诗歌"中最具流派气质的民间诗歌社团,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由周伦佑"艺术变构"论和蓝马的"前文化"理论两部分构成。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对非非主义诗学理论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从"语言说我"到"我说语言"——韩东、于坚的诗歌作品的另一种解读

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对语言作为一种潜在的"霸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说我"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启蒙的立场,创作主体缺乏对即定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我说语言"却以一种反启蒙、反文化的姿态去言说自我,张扬个体生命体验,凸现出强烈的逃脱"语言工具论"牢笼的渴望,如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但是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权利关系,一种语言的结构其规范和规则系统都先于言语行为.由此这种对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和语言自身的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写作悖论性困境的产生.     

穆旦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对诗歌语言的悖论修辞、戏拟和语境的分析

穆旦诗歌受到西方反讽诗学影响,其语言运用深得"反讽"之妙.通过穆旦与反讽诗学的遇合可以阐明穆旦诗歌语言的哲学基础,借助"新批评"常见的三种反讽技巧:悖论修辞、戏拟、语境"细读"穆旦诗歌,得以理解其语言特征和思维特征.     

王小妮诗歌的社会敏感性——“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超然放逐

王小妮属于坚守"自闭"写作、反力写作等个人体验书写的诗人,但从朦胧诗潮起她并不缺少介入时代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想象维度,以此使其诗歌写作达到互补性对话和平衡。王小妮对社会的关注是自我意识观照他物的表现,体现在诸多方面:善恶互溶的宽容而疼痛的体味他者,久居城市的人赞美乡村而指责城市现代化的弊病,批判乡村在金钱笼罩下人发生的异化,在体制外以去意识形态的姿势植入社会批判。同时,社会敏感性写作能够拉近现代诗与读者的间距,为诗歌写作如何获具时代性指明通途,平衡了"自我"与读者、社会的关系,具有极高的诗学意义。     

隐喻:不可遁隐的诗歌之门——论80年代诗歌话语的“隐喻”特征

本文以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朦胧诗、第三代诗、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他们分别代表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不同阶段,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中的"隐喻写作"表现型写作的话语特征,这对于当代诗歌写作表现出积极的建构意义与积极影响。     

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研究——以杨黎为个案

在对早期非非形而上学追求主题的继承下,杨黎颠倒了文化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主从关系,通过对语义的取消或抑制,突出了对能指声音和语言的"逻辑形式"的清晰呈现,从而导致了相对于以"内容"为诗歌本体的传统诗学观念的不同的诗歌本体追求。在杨黎那里,诗歌写作完全变成了诗人一种对语言的体验。作为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的典型代表,杨黎的诗学探索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也直接导致了诗人与读者的隔阂。     

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

经过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的全面冲击和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加上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诗坛的登陆和洗礼,目前新诗写作中的"无标准"和"无难度"问题日益凸现。从"标准"的语义分析入手,将有可能进一步厘清其关于诗歌标准的概念,与此同时,结合当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探讨,将有助于建构新诗标准、寻找诗歌写作的路标。     

T.E.休姆与意象派诗歌运动

T.E.休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对发轫期的意象派有着独特贡献,其倡导的"语言干练"、"用词准确"、"意象新颖"、"自由韵律"等诗学观为意象派诗歌运动指明了方向;而"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意象派的"根本立场",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因此,用"《秋》意无限"来形容其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局限性也一览无余。意象的"客观与精准"以及语言的"具体"等让意象派诗歌失去了"朦胧之美";他反对"宏大主题"的理念也束缚了诗人的创作。这或多或少地为意象派诗歌走向没落埋下祸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只能"昙花一现"。     

论舒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创作的焦虑意识

作为朦胧诗主将的舒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一种沉重的焦虑感。具体表现为被代表作遮蔽的焦虑、表意的焦虑、以及对文学自身处境的焦虑。其被代表作遮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时代的文学氛围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困境的生成源于其固有的语言/思维系统在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时的失效,外在的接受环境与内在的表意系统同时使诗人的创作陷入困境,这一困境导致其对文学自身处境的担忧与怀疑。诗人对其固有文学观的坚持在文学溃败的时代成为了一个后英雄时代的寓言。     

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民间立场"挑战"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口水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诗美"和"诗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诗歌含混美的成因探析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以凝练精粹的语言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含混不是意象重叠 ,晦涩难懂。含混美是诗歌的理想艺术形态。含混既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 ,又是一条美学原则。含混美与诗歌的含蓄美和朦胧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文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汉语言文字的结构、表意特征探析诗歌含混美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