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的史评特色

从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的角度出发,揭示《唐鉴》为后世所重的原因。《唐鉴》体例简明清晰,义理晓畅,短小而精悍;史实与评论并重,史论各半,判然而分明;历史评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标准,以义理为准绳,维护封建正统;议论修辞多样,气势恢弘,富有哲理,令人震撼、信服。这种鲜明、独特的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是对编年体与史书评论进行的综合改造和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确立了范祖禹的史学地位。     

《唐鉴》与范祖禹的史学思想述论

本文通过细致缜密的分析、研究,认为范祖禹所撰《唐鉴》,集中反映了他如下几方面史学思想:1、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达到鉴古知今的目的;2、通过撰写《唐鉴》史著,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3、《唐鉴》反映了作者守旧法古的史学观念。     

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关于唐代历史兴废的重要史论类著述.在此书中,范祖禹一方面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司马光学派的继承;另一方面,在史事记载、史观表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又有很多独特看法.《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书体裁、史书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象声词:从《诗经》到《元曲》

象声词是汉语词库中独具魅力的一类词。从《诗经》到《元曲》,无论在构成方式上,还是在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但是这些变异没有改变象声词的本质特征。     

《册府元龟·国史部》史学思想初探

<册府元龟>是北宋前期一部官修类书.其中<国史部>广泛征引正史,勾勒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和发展历程,评述史家、史著优劣.将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古代史学中的成果、经验,同时批评反省出现的问题和舛误,以资史学本身发展,从而将史学纳入到正确的发展轨迹中,推动了宋代史学的繁兴.     

近代北方史地学要著——《辛卯侍行记》

撰成于 1 897年的《辛卯侍行记》是一部日记形式的历史地理著述。以往的学者仅仅看重该书的史料价值。本文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该书的特点 ,认为作者的著述目的是强国富民。笔者评述了该书提出的强国富民的方法、解决西北民族矛盾的措施 ,以及丰富的历史地理记载和对有关地区历史问题的独特看法     

继承与超越:从《金翼》到《银翅》

有两类人类学的作品可以传之久远 ,一是以资料见长的民族志类作品 ,二是有创新的理论性作品。二者兼胜的佳作则可成为不朽的经典。理论可以不断的翻新 ,而民族志总是一切思考的“原点”。《银翅》接续了《金翼》之家的家族变迁史 ,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某些方面的影响将会是长久的     

从《山海经》到《文心雕龙》

<山海经>的宇宙观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一)宇宙天体是一个由"枢纽"统辖的变化有序的整体;(二)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形态不同,禀性各异,且生死循环,永无穷尽;(三)"圣人""通道"并用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考察<文心雕龙>,其建构理论体系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正源自上述思想.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期刊史视野下的《新史学通讯》

<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冠名<新史学通讯>期间共出刊62期.其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配合和服务于当时的新史学教学和研究.最初只是以赠阅方式流通,通讯作用明显.至一卷三期改为公开发行,一卷五期定为月刊,定期出版,确立了史学类月刊的定位,并由此引发了整体编排格式向现代期刊的转型,至1955年四月号转型最终完成.     

从《水浒传》看宋代的诉讼制度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名著之一,记述了极为丰富的"公案"故事,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宋代的司法制度及社会生活。通过研究其中的一些"公案"故事,尤以武松复仇案为研究视角,充分展示宋代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如起诉、受理、庭审、审级、判决和执行的基本程序。认为宋代的诉讼审判制度、相关法律及诉讼程序都是非常周密与详细的。最后指出宋代封建法制的腐败黑暗和司法的残酷专横。     

声音的政治经济学:从《乡恋》到《中国好声音》

声音从来不只是生理性的、物理性的,而是被权力建构的,是社会化、政治化的。声音的权力与权力的声音互为一体。声音规训秩序,声音宣扬权力,声音协同治理。从《乡恋》到《中国好声音》,声音在与权力的胶着中一次次变局。     

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重读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名著,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揭示了该书的撰述经过,分析了作者的写作旨趣,论述了它的成就和不足,认为它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人的出走意识——从《硕鼠》到《桃花源记》再到《水浒传》

中国封建社会中,每当社会矛盾尖锐时,中国人就会萌生出走意识。《硕鼠》中的乐土描述的是劳动者的乐园;《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水浒则反映了江湖士人的政治梦想。这些文本中的出走意识有三个特点:主人公的出走是被迫的;出走对主人公的生命精神起着有益的保护作用;出走的妥协性决定了其悲剧性。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避暑录话》——宋代口述史的经典之作

《避暑录话》是两宋之交在政治、军事、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的耆宿———叶梦得的一部口述笔录。是书通过其门生和儿子之手,对其口授的由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众多遗闻趣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些遗闻趣事对订补宋代多方面史料之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屡被后人转引称述,得到很高评价,堪称宋代口述史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