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制度距离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

本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理论,引入引力模型,构建由政府、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指标体系,通过贸易总量和进出口模型分析,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分析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国政治差异会扩大抑制双边贸易发展;政府制度差别有助于加强两国贸易往来,该正向作用随文化距离增大逐渐被削弱。“潜力巨大型”国家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和斯洛文尼亚等14个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包括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等21个国家,“潜力再造型”国家包括匈牙利、伊朗和阿曼等5个国家。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贸易潜力发展空间,因此应关注“潜力巨大型”国家贸易需求,挖掘两国贸易合作动力。建议应针对国际贸易现状,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亲近度和文化认同感,实现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定量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区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利用2009—2016年全国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5个"一带一路"国内沿线节点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相应的"反事实";根据共同趋势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的支持结果,确定了PSM-DID模型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该政策不仅对沿线区域的GDP起到了正向作用,同时还促进了人均GDP的增长,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致力于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开展对欧贸易的国际法保障

重庆是中国内陆最早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的枢纽.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重庆对欧贸易建设取得了新成绩,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中欧班列运行效率有待提升,本地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国际法可以为重庆开展对欧贸易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国应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贸易规则与交通运输规则法制化,以国际法固化双方权利义务,保护各方利益.重庆应当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好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同时,根据本地企业自身特点找出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提升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针对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问题,依据贸易便利化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26个三级指标的多层次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从出口产品价值和种类两个角度,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利用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各级贸易便利化指标都能显著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其中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按收入水平和产品属性划分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应就运输设施、信息技术等硬环境方面优先展开合作,注重调整产品结构占领高收入国家市场,通过贸易便利化合作开拓中低收入国家市场,还要积极寻求与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签署双多边区域贸易协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均有显著阻碍作用,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不同文化维度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同;就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距离对沿线亚洲和欧洲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具有负向影响,对进口的影响有所差异,亚洲国家为负,欧洲为正;就不同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起显著阻碍作用,之后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基于此,需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减轻文化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发挥其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口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