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并存的二元格局。中国社会的发展应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建构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建构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构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观。     

当代中国小微企业合规的法治实现

企业合规理念和制度的形成是以大型企业作为蓝本的,其在引入我国时面对小微企业的犯罪治理需要做本土化转变。我国小微企业合规面临以下困境：与“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不适配,与提高司法效率的价值不适配,与实体出罪的方法不适配。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对小微企业合规进行理念、价值、方法上的重构,以企业家合规为重心,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追求,以程序出罪为手段,共同推动小微企业合规的本土化转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小微企业合规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强行政监管力度、创新多元互助模式、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而全面推进我国小微企业合规的法治实现。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修辞演变——法治话语的历史理性之探究

法治话语是法治思维的最直接表现,而且也是法治方式的最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历史时期,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不同的法治话语,述说着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同状态。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孕育、生发到成熟与完善的过程,反映出来的是法治在中国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往返流转以及建构法治话语体系的异常艰辛。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来之不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历史审视

社会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遭受了挫折与失败,究其原因,与法治的缺乏、大搞人治密切关联。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通病?本文首先分析了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制约,如无产阶级政党成长的特殊性,群众运动的传统,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和管理等等;再次,透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坎坷历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向法治的迈进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依托;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现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利于建设法治中国、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借鉴国际法治经验,但不照搬照抄。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是时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人类现代宪政伦理价值的中国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宪政国家实践之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等,是我国宪政伦理的基本价值.当代中国宪政伦理存在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矛盾,即人权保障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当家做主与“为民做主”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正当性要求与实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重构应主要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伦理价值理念,着力构建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伦理价值体系;明确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实现以人为本、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制度伦理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的宪政伦理建构路径.     

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化:缺失与建构

中国的法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法治社会化的自然的途径和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法治观的影响,使法治社会化的推动主体的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法治社会化的障碍。法治社会化的渠道中也存在诸多缺陷,不利于法治人格培养和法治信仰形成。同时,法治产品的严重短缺,使人们丧失了法治社会化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应发展市场经济为法治社会化创造经济条件,发展市民社会为法治社会化奠定社会基础,塑造中产阶层加大对重点人员的法治社会化工作,培养合格的法治社会化客体。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传统法律观念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传统法律观念对现代法治的实现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 ,应采用科学的方法 ,消除传统法律观念的消极因素 ,运用有力措施对传统法律观念的积极因素加以正确引导、改造并予以有效的利用 ,使它服务于现代法治 ,推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     

中国农村社会法治化的构建

当前,加强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既具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其迫切性。在新时期,中国农村法治化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十恶”、特权法以及男尊女卑。儒家的“礼”制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法的思想根源,儒家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规范社会等差关系,用“礼”作为维护社会等差关系的工具,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和改造传统法律意识,确立现代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奈件。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合理性与现代法的理性构造

“合理性”是当代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之中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学术词汇 ,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概念大厦的基石。它既代表客观、理智和规范的现代行为方式 ,同时也在对象性、主体性和反思性方面为行为之选择预设了相应的标准或条件 ,而这些条件恰恰正是现代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根据。因此 ,借助于合理性概念所提供的分析框架 ,我们便可以窥见现代法构造上的合理之处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

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在纵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层级化与法律分权,在横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综合化配置与平面化构造,以改变行政权力在纵向上高度集中与横向上过于分散的状况.同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相对理性和巩固行政权力合理配置的成果,推动行政权力配置进入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的权威性、理性和稳定性保障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     

法治的弊端与德治的补救——从后现代视野看法、德并治的合理性

后现代法学通过反思和质疑以传统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现代法治的某些弊端,这些思想和理路有助于客观审视现代法治的传统观念和法治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作用,启发我们在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及时运用德治的方法来消解和弥补法治的不足,选择并确立法治与德治同时并举的治国方略,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