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大学早期发展中的中国化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自其诞生之日起即亦启动 ,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曾试图融合中国文化 ,将自己的课程设置定位于“中西并重” ,其“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也反映出对中西文化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然而 ,在其早期 (2 0世纪 2 0年代以前 )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大学却不得不迎合了当时“兴西学”的社会潮流而表现为浓郁的西化色彩 ,其实这也许可以说是其“中国化”的另类表现     

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问题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俗化的趋向。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进程,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些学校世俗化的发展。中国基督教大学在适应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努力提高其教育水平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防止世俗化趋向影响其基督教性质,以实现其更中国化、更有效率、更具基督教性质的目标。这些努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改变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中国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向。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立案事件述略

基督教大学是一个生命力相当顽强的事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它虽熊不停地遭受打击,但还是一次次克服了所遇到的难关,并总是积极突破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立案就是基督教大学所面对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挑战。本文简要回顾了基督教大学在立案风波中如何通过自我调整来应对外界的挑战,获得新的发展,以及在学校调整背后中西文化的碰撞,碰撞之后又呈现何种发展趋势。     

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抗日战争

日本的崛起并侵入中国所引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世界化进程的转折点。抗日战争催生了普通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精神日益成熟;抗日战争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变。     

党化与基督化——国民政府初期基督教学校的挑战与调适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以党治国,加强教育控制。党化教育所要求的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等给基督教学校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挑战,基督教学校积极做出调适:在实践层面,积极注册立案,对党化教育的相关要求表现服从态度;更在思想层面,主张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国性保存等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裨益。为保有基督化的特色,基督教学校在基督化教育模式上完成从课程中心制向人格中心制的转变。由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政教冲突,由于基督教学校的服从与调适渐趋缓和,但并未能逆转其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独立的诗学传统,它规范并生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历史传送到中国现代,却出现意义和表达的双重危机。在反传统而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学意义表达和形式创新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讨论基督教被中国文学所体验和想象,成为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意义传统和表达方式,进而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所呈现的本土性与西方性问题。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由各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战争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抗日战争时期 ,东南沿海富庶之区相继陷落 ,为了增加粮棉生产以支持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终将多年来高唱入云的“开发西北”的口号付诸实行 ,采取了以发放农贷为主 ,建设农田水利、推广农业等多项开发西北农业的积权措施。在地方当局的支持与配合下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北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生产危机的局面 ,较快地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 ,加快了西北地区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化。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论毛泽东在确立抗日战争战略思想上的全球意识

毛泽东在确立抗日战争战略思想上的全球意识主要是指毛泽东从全球视域把握抗日战争战略思想.从全球视域把握抗日战争战略思想是由抗日战争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是当时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局的客观要求.毛泽东从全球视域思考问题、制定战略思想的方法论,不仅在当时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而且为后来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了广泛的民主政治实践,积累了发展民主政治的丰富经验。这就是建立包容性的民主政权,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廉洁的民主政府以及形成优良的民主作风。总结这些经验,可为我们现实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

关于“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学界目前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认为,抗日战争还是应该从“9.18事件”的爆发算起。因为从“9.18事件”到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战事都是具有相对连续性的一个事件,即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卢沟桥事件”不过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个环节和步骤。如果将“卢沟桥事件”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不仅缩小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会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诡辩的口实;不仅小视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功绩,而且还会割断作为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给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将抗日战争从“甲午战争”算起,也有一点牵强附会,因为在“甲午战争”和“9.18事件”之间,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所进行的各个战事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不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论桂林抗战文化精神

抗战文化是桂林历史的丰碑。桂林抗战文化所孕育的抗战精神,是时代的产物,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已经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继承抗战优良传统,对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宋美龄

宋美龄 (1 897— 2 0 0 3 )是横跨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物 ,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史学界对宋美龄一生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对她在抗日战争初期 (1 93 7.7— 1 93 8.1 2 )这段时期的历史作初步的探讨。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 ,宋美龄能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利益出发 ,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对群众的抗日运动也予以大力支持。可以说 ,这一年半的经历是她 1 0 6年生命中闪光的一页。本文试图对她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段历史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浅析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共产党

本文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政策对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重要影响,从而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中的显著作用。     

采写《山西抗战口述史》过程中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认识

口述史是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符合实际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口述的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已有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已经出版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在一些方面起到了上述作用。通过实地采访中得来的最新的一手资料,就抗战的几个主要问题从理论再到实践展开论述,以期对抗日战争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论阎锡山在察哈尔抗战期间的政治态度

在抗日同盟军筹组之先冯玉祥曾派专人与阎锡山取得过联络,阎锡山对此是有一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阎锡山收集各方信息,认为冯玉祥没有好的办法,虽然表示同情,但基本上采取了观望态度。为避免抗日同盟军势力蔓延至晋绥两省,阎锡山对其还有相当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方面,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够担任察绥军事指挥之责,以减少冯玉祥势力的扩大,但却被阎锡山所拒绝。何应钦曾命令傅作义部攻击抗日同盟军,阎锡山向傅作义有所暗示,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察省问题的解决许多调解人都宣告失败,蒋、何遂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对于阎锡山的中立观变态度,蒋介石和冯玉祥双方都对其不满。但晋系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可谓保存了自己,也维护了华北地区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