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综述

自李普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街头官僚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经过30年的发展,街头官僚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和丰富。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自始至终都是街头官僚理论的核心,因而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所展开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主张街头官僚合理合法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二是主张削弱甚至是消除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研究综述: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主要都是围绕政策执行和自由裁量权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而作为街头官僚基本特征的自由裁量权是研究的重点。对它的现有研究由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的验证、影响因素和控制,主要关注其中的组织特性、客户特征、个体决策者的属性。现有的这些研究只是获取了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的因果联系的混合并且有限的认识,更多的包括因素研究,而并非过程研究,因而没有完整的呈现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的街头官僚研究以行政执法为主,这同以政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西方街头官僚研究有根本的区别,更没有同西方理论形成对话。     

我国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解析

针对当前我国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行使存在着滥用、行使不当、效率低下等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法律的不完善,激励不足,内部管理松懈等客观客观因素,以及街头官僚自身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等主观因素。并据此,提出了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措施：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措施,消除“官本位”思想,提高公共服务动机等。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从官僚走向服务者: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径探索——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考察

作为基层公务人员的“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实践中,由于街头官僚自身、基层组织、服务对象以及制度环境诸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陷入了欲行还难的困境.而西方语境下的街头官僚理论,为我们考察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视角,为此,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完成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策略选择上应致力于激发街头官僚的道德自觉、创新组织管理、加强公众参与以及优化制度环境.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从街头官僚到公共服务者: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街头官僚是指处于科层组织基层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街头官僚的权力来源于其与组织、服务对象以及规则的互动过程.街头官僚影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权力目标越位、权力责任错位、权力监督缺位等方面.为发挥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必须对街头官僚的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控,促进其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街头官僚理论视域下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

街头官僚理论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和研究,但这一理论不是1977年才出现的,而是出现在1969年.街头理论研究,在国外主要沿着三个主线展开,在国内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窗口期已经从医学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研究中,而针对窗口执政治理,可以建立一个窗口政务函数理论,来对窗口执政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实现窗口执政治理的现代化.在政策或改革窗口期工作的窗口公务员,更容易滋生谬误性执政.克服谬误性执政,需要从优化工作环境、完善激励制度和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去努力.同时,规制窗口期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要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责任控制和提高行政素质等方面去努力.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准街头官僚"的失范与治理——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针对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在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准街头官僚"群体问题,指出城管协管员在为城市管理作出贡献的同时,其表现出的以权谋私、妨碍执法及抢夺权威等失范行为,对城市治理、队伍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影响,亟须治理.然而,由于事权配置失衡,基层治理资源匮乏,协管员身份等因素,使得协管员治理陷入"既离不开又难以有效管理"的"投鼠忌器"式两难困境.认为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培育正规力量,在协管员等"准街头官僚"群体的报酬上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并明确和加强一线执法队员和协管员间的连带责任.     

街头官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广大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投机行为和一线弃权,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执行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3个方面：（1）政策执行机构（街头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2）政策执行直接主体（街头官僚）的自我优化;（3）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城市治理中“街头官僚”的行为失范及其解决之道

作为与普通民众打交道最为密切频繁的官僚群体,街头官僚的行为逻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其行动偏差往往会造成公共政策失真、失效,甚至造成严重后果。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详细考察街头官僚的身份特征和行为逻辑,探究导致其行为发生偏差的原因并找寻解决之道,希籍对更好的推进我国城市治理提供一些有益帮助。     

街头行政:概念建构、理论维度与现实指向

有关街头官僚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但研究者却忽略了街头官僚与公民之间面对面互动的本质性内涵。街头行政概念及其理论的建构,将研究视域从单中心的街头官僚拓展到街头官僚与公民共同在场的面对面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街头官僚的理论范畴,也将深化对街头官僚与公民面对面互动及其过程的理解,还为分析街头官僚与公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机制与应对策略——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作为政府基层公务员,居于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制定功能,与公民发生直接互动。其行政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在我国社会转型制度性隐患机制还未能根本逆转的条件下,往往直接触发群体性社会危机事件;科学界定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健全行政监察体系,革新基层绩效考评体系,完善民意表达与协调机制,形成长效培训学习机制,是建立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街头官僚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在治理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运动式治理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相比常规治理,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机制,产生良好的治理绩效。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中城管人员的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探讨了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能够通过街头官僚执法目标的聚焦,执法条件的改善,绩效考核强激励和强控制,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控制其执法弹性空间,达到治理目标,实现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