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到人的历史切换--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新视角

在近代西方,人是一个类概念,从中发展出自由、平等等抽象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的概念,而只有民的概念,民与官处于对立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人与民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人为本的宗旨,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理解的历史性转折。     

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探讨

民主质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原理之一。它是考察民主作为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以及在民主演化历史上的质量形态。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有质的规定性,即由阶级所决定;与之相对立的是“纯粹民主”观,它否定和掩盖民主的阶级本质。民主作为国家制度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即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转化为现实的水平、程度、速度等状况;历史上剥削阶级社会的民主制,归根到底都是民主量上的进步而没有民主质的改变;与之相对立的是“抽象民主”观,它使民主束之高阁,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数条和空洞的口号。民主的“质”和“量”是相互转化的,要明确区分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下的两种类型民主制的质量转化矛盾。完整准确地掌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质量观思想。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选择及其基本问题

＂以人为本＂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一脉相承,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处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以人为本＂的基本问题。     

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思想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处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极富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在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凝结起来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既包含民族性,又内蕴政治性、阶级性。爱祖国是每个民族和人民共同的“恋母情结”,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和对立,爱祖国与爱国家常有分离与对立的现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对立阶级的消灭和阶级利益     

当代领袖人物研究

一、“领袖人物”概念的涵义领袖人物理论的两分法的冲突模式,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自觉的对立中形成的,而且,这种对立的自觉程度,超过了自由主义的集团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对立程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家们否定领袖人物这一概念,他们用群众这一概念来同领导干部的概念相对立。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领导科学”,却是同领袖人物理论完全相对应的科学,既然从帕累托到达伦多夫的某些领袖人物的理论中,强调同社会变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相比较,政治的因素是第一性的。但是,现代的领袖人物研究决不排斥其他的方法论。     

德国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变

本文试图概述文化这一概念——从18世纪末最初作为与社会相对的概念到以后“主要作为与民族相对的概念”(埃利亚斯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相应出现了文化的阶级作用到国家作用的转变,以及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到民族国家出现的情况下作为动员群众的替代物,即宗教的转变。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概念本身的变化(从文化的普遍意义到特殊意义的转变)找到这种阶级作用到国家作用的变化的原因。在社会理论中,普遍性常常与理性和公     

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它大致经历了肯定性—否定性—描述性三个阶段。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是目前通行的理解。“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膨胀“审美”,更没有空置和淡化“意识形态”,也没有割裂人的精神活动与历史的关系;相反,它彰显了艺术实践的政治内涵———“元政治”。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科学”论述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     

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社会矛盾

毛主席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不但表现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毛主席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只有正确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敌我矛盾和人…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非集合概念”质疑

我国现行的“形式逻辑”教科书,在《概念的种类》一节,几乎都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作为区分概念的一项内容。按照这个标准,可将概念划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两类。这是一个二分法。问题不在于二分法,而在于有集合概念,是否一定有与之相对立的非集合概念的存在?从理念上讲,似乎应该如此。而事实上将概念区分为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却是困难的,未必符合现实情况。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试析“人文北京”的精神实质与实现路径

依据刘淇书记提出"人文北京"的具体语境,"人文北京"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这意味着政府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必须继续强调和坚持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现阶段即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和教化人民群众。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义"新解

对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史上多有不同。尤其是“义”的内涵问题,一直缺乏明确的解释。其实,这个“义”是中古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文义”之“义”,是当时文人重要的学术才能修养,它是玄学所关涉的经典和对这些经典要旨的领会与清谈的一个总称。义的表达手段主要是清谈,而清谈除了有口谈,还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及记录,“义归乎翰藻”之“义”,正是这些文字资料的代表,而非一般性的“意义”或者朱自清所云的典事。     

论"虚假人类中心论"与"真实人类中心论"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了对以往“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应该说,这是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反思的结果是有些人把问题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人类中心论”,进而提出“非人类中心论”。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是“人类中心论”问题的症结是以往的“虚假人类中心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以“非人类中心论”代替“人类中心论”,而是抛弃“虚假人类中心论”,建构“真实人类中心论”。     

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群体关系的交往策略研究

交往策略一直是改善族群关系的最佳策略之一。基于2007年上海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以社会距离作为群体关系的替代性测量指标，通过分析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交往情况，分别验证了平等交往、理性交往与实际交往等交往策略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性身份平等比职业地位平等更重要；职业竞争问题比职业合作关系更突出；实用性交往行为比情感性交往行为更有效。研究提出，并非所有交往的策略都能显著地改善族群关系，深入的交往策略研究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合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老子的自然观念: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

通过对老子的"自然"观念的重新解读和解释,本文试图展现老子的自然观念中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肯定意义"与反对任何对"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进行干涉的"消极意义"。因此,任何一种事物,无论它低贱如无生命的岩石还是高贵如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它以一种自己而然(self-so-ing)的方式自生、自长、自成、自衰、自灭之际,并由于这种自己而然而向自身产生出一种肯定性的要求之时,他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积极意义"或"肯定性意义"。与之相应,当它根据同样的理由要求自己对他人、他物的"他者的自己而然"(other-ing),或者要求他人对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自我"的"自己而然"加以尊重和不得干涉之际,它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消极意义"或"否定性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老子"自然"观念中这一消极或否定层面的意义又通过老子以及道家哲学中的著名的"无为"概念表达出来。这一"无为",在老子那里,无论是表述为"无事"、"无欲"、"无心",还是"让先"、"取柔"、"守雌",其核心和要害均在于让"他者"、任"他者"或者辅"他者"自己而然。所以,本文结论,老子"自然"概念在哲学上予以"他者"合法性,为"自我"设限,建立起"他者"的界域并要求对之加以尊重。     

Soviet Jazz Awaits Its Composers

More than forty years ago, in speaking of the effect of socialism in transforming man, Vladimir Il'ich Lenin noted that the new social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opened to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possibility of "revealing themselves, of developing their abilities, of displaying their talents," of which the people constitute "an as-yet untouched… source of infinite wealth." (1)     

"忧患"中的天地境界——徐复观"忧患意识"的美学解读

“忧患”一词源出《易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性格被徐复观提炼出来后,已经成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徐复观所意旨的“忧患意识”不仅源自儒家,也基于道家,通过徐复观的诠释,不仅张扬出“忧患意识”中的阳刚之美,而且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结构,从而彰显出“忧患”中的天地精神。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