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如何评述这一条约,它对战后中国政局和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条约作一些评析,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中苏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板,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5年2月上旬,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就最后打败德国、战后欧洲的重建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雅尔塔会议上,远东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时苏联是掌握很大的主动权,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内尔所说:“1945年春夏各种道路都向斯大林开放着:他可以与日本打交道,以在满洲和朝鲜的让步作报酬;他可以仍旧在远东中立,直到美国遭到重大牺牲,然后以最大的力量进入太平洋战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就认为:“俄国在军事上能够击败日本和占领萨哈林、满洲、朝鲜和华北,在美国军队可能占领这些地区之前.”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形势的,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取得苏联在政治上对     

俄茶倒灌与《议订俄商借道塔城伊犁运茶赴俄条约》

本文所述专题,吕一燃先生已有研究。在著文中吕先生揭露了清末俄国商人在新疆伊犁、塔城“倒灌”茶叶的非法行径,探讨了《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过程和时间及《章程》对新疆茶务的危害。笔者阅后深受启发,但似觉有未尽之言,一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澄清,如俄茶倒灌新疆的背景、《章程》签订的确切时间、《章程》的结局等问题。本文拟据档案史料对此略抒管见,敬请各位指正。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学问吟咏之间——《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1927—1931)

《文字同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其中保存了大量民国学术的可靠史料,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尤其是中日学术交流,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研究。本文拟以其与中日学术交流为主要着眼点,探讨该刊的办刊宗旨,分析其学术宗尚,考述该刊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     

从条约内容看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朝鲜作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首当其冲,而20世纪初日英同盟条约的缔结及其修订成为日本侵略朝鲜,最终实现其保护国化的主要国际支柱,如何理解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近代日本外交的一把钥匙。本文着重从三次同盟条约内容及其交涉过程的角度,并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外交的特点,以及冷战以来日美同盟条约内容逐步修订对朝鲜的影响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辛丑条约》与沙俄帝国主义

1900年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绞杀了。沙俄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制造了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惨案。沙俄还同英、美、德、日、法、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组织八国联军,武装入侵直隶(今河北省),于1900年8月14日占领了中国的京城——北京。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凭借其优势武装,极其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     

比较:罗本《三国》和毛本《三国》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所著,但绝大多数读者阅读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这两部《三国演义》虽然内容基本上相同,但文字上却有很多不一样。毛本《三国》与罗本《三国》究竟有哪些不同?毛本《三国》何以取代了罗本《三国》?对于这两个问题,今人研究的很少。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 首先是历史观的不同。罗本《三国》的历史观先进于毛本《三国》的历史观。 毛本《三国》一开始就增加了这么一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亡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条约》评析

由于空间活动的高成本、高风险、高技术的特征,使得空间合作的必要性大大增加。即将建立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是根据《外空条约》的规定,发展中国家之间多边空间合作的一个重要范例。作为该组织的基本法律文件,《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条约》勾勒出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基本构架。     

《布鲁瓦条约》新论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执政前十年的外交政策,是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均势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由于法国更具威胁性而注重与西班牙友好,但不过多陷入西班牙友谊,以便随时脱身.1752年4月19日,英法签订的<布鲁瓦条约>并不是英国传统政策的重大转变,而是其延续.它暂时实现了法国与西班牙间的势力均衡,并在法国为英国建立起防御西班牙入侵的屏障,它并没有使法国成为"永久的朋友",也没有使西班牙成为"永久的敌人",这就为英国随时摆脱该条约束缚提供了保证.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与中国外交

美日两国在世纪之交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 ,尤其在“9·11”事件后 ,日本参众议院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扩大了在战争期间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 ,这给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带来了挑战 ,又带来了机遇。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与美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民间交流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西部大开发 ,这样不仅可以扩展西部的战略活动空间 ,还可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格局。本文从分析跨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特点入手 ,认为 2 1世纪我国的外交仍应以“伙伴外交”、周边外交为重点 ,同时注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袁世凯与《辛丑条约》的签定

袁世凯对于义和团的态度,论述者颇多,但他与《辛丑条约》签订的关系,却罕见提及,本文试就此问题加以阐述,以展示袁世凯其人在整个义和团运动过程中的影响。 1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从谕令“宣战、围攻使馆之日起,就抱着战而后和的意向。曾参加御前会议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其《崇信传信录》中这样记述“宣战”时的情况:“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骄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定,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日     

浅析《谢莉》中的女性同盟与友谊

对女性之间同盟和友谊的讨论曾一度成为 1 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焦点问题 ,女性作家不可避免地投入到这场论争之中 ,夏洛蒂·勃朗特也不例外。在 1 849年出版的《谢莉》一书中 ,她通过对两位女主角谢莉和卡罗琳之间友好关系以及卡罗琳与母亲之间的天然同盟的细腻描述 ,肯定了女性之间友谊、同盟的可能性及其迷人的前景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之梦的解析

韩国古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记载了大量的梦,如果从出处、梦者、梦的主题、释梦等角度予以解析,可以把梦分成预示、胎梦等六种类型,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梦离不开韩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其价值观。     

《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一、《隆中对》的提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再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卜道明"迫不得已,利大于弊"观点之依据

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按照国际外交惯例,遵循维护国家民族权益平等互惠的外交准则,将其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依据翔实可靠文献史料论证首先予以明确定性,而后再对其影响与效果进行客观的评述.但近年来有的论著却往往采取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允手法,单纯论证其客观影响与效果却始终不予定性,还自诩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是对历史研究严肃性的亵渎和逃避责任的表现.     

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王朝和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国和俄国的东段边界．它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平静的纪元在1689年左右来临”．在签订这个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中俄东段边界和平的条约时,在中方的使团里有两名耶稣会士参加．他们是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法国人张诚(Jean—Francois GerbiUon,     

《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何时？一般认为始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此说将中国的近代化归结为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产物，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认识，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认为，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即已开始启动了。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但未曾促进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发展，反倒使其趋于式微而终至夭折。还必须看到，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的近代化乃是第二次启动，也不能说完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产物，而主要是海防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理论转向实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