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演绎逻辑与分析哲学悖论的消解

分析哲学宣称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倡导通过分析手段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确,分析精神已经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个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当用恰当的逻辑符号来重建哲学的概念和原则时,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出现了悖论等现象.例如,罗斯(Ross)的道义悖论、赫斯(Hesse)的确证悖论以及塔契-密勒(Tichy-Miller)似真性悖论等.这些悖论的出现是由于经典一阶逻辑中不加限制的添加原则,用舒尔茨(Schurz)的相关演绎逻辑能对这些悖论进行消解.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及其他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应该显示出:悖论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和实际上的悖论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悖论创新法:自觉地建构并消解悖论,以此修正和发展学科理论系统.一个容纳悖论的辩证逻辑系统应该是把悖论的辨证逻辑公式作为该系统的定理的辩证逻辑系统.弗协调逻辑的根本缺点是把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相混淆.建立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应以对立统一思维律等辩证思维基本规律为公理或主要定理.     

确证悖论和卡片实验:逻辑与心理之谜

确证悖论是逻辑中的一个重要难题,近来关于确证悖论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但终究未能令人信服地解悖.由确证悖论联想到认知心理学中的卡片实验问题,考察卡片实验与确证悖论的相似点,就会发现其根本问题的一致性.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确证和条件推理,发掘其哲学基础,考虑关涉(Aboutness)问题对确证悖论解决的启示.     

悖论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与评述

悖论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心理学在实践中把悖论作为心理治疗的基础,形成了独特的悖论心理治疗。传统的心理治疗努力减轻或消除当事人的症状,而悖论心理治疗则是要引发或扩大症状,通过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相互转化来达到治疗的目的。Adler与Frank率先将悖论思想运用于心理治疗中,而Bateson等人则进一步对悖论治疗加以技术化、策略化,使得悖论治疗更易于操作。不过,关于悖论的机制和效用则需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论悖论的本质及消解

悖论是数学、逻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许多领域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不适当地认识和处理它们 ,语言或思维本身就会陷入混论和困境。由于悖论产生机制的复杂性和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所以 ,关于悖论的本质 ,学术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认识。笔者认为根据悖论产生机制的复杂性 ,不同的悖论应该有不同的性质 ,把所有的悖论都归结为一种性质的矛盾 ,就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悖论产生的内在机制 ,通过发现悖论产生的症结 ,对症下药地来消解它 ,推动理论和思维的发展     

决策逻辑中的悖论研究

研究单个或多个理性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推理过程的决策逻辑,正越来越被逻辑学家、决策论专家、博弈论专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所重视。决策逻辑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在决策逻辑中存在悖论:不确定的概然决策中的期望收益理论面临阿莱斯悖论和“交换悖论”;互动决策(博弈)中存在演绎性的逆向归纳法悖论,以及存在由纽柯姆难题改造而来的盖夫曼—孔斯悖论;群体决策中存在著名的阿罗悖论,等等。对这些悖论的研究和消解将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也将推动逻辑学本身的发展。     

从逻辑的观点看连锁店悖论

塞尔登连锁店悖论指出了博弈中人们面临的一个理性困境：按照博弈论的理性规则推理得出的合理行为,事实上却是不合理的。从逻辑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疑难。根据悖论标准,塞尔登连锁店悖论可界定为严格的逻辑悖论。学者们对该悖论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该悖论的消解对博弈论、逻辑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道德悖论逻辑归属问题探究及其拓展

基于普通逻辑的悖论研究既不能准确把握道德理论悖论的辩证特性,更不能为道德实践悖论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支撑.只有诉诸于辩证思维和辩证逻辑,才能真正揭示悖论本质,并就道德悖论逻辑作出恰当定位.道德理论悖论应当归属纯粹理性逻辑范畴,而道德实践悖论因具有与之不同却又相似相通的形成原因和解悖路径,可以划归极具辩证意义的实践理性悖论,从而引发逻辑及其悖论研究的领域突破与学术创新,构建统摄纯粹思维与行为推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全新的逻辑学说和悖论学科.     

冯友兰对“大全”悖论的消解

冯友兰十分重视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自觉引进和运用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冯友兰发现了“大全”悖论并意识到逻辑分析方法在把握形而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 ,因而力主用“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和“负的方法”(直觉方法 )相结合来消解这种悖论。“大全”悖论的消解对冯先生的哲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圣彼得堡悖论的消解与决策学意义反思

圣彼得堡悖论是关于不确定性和无穷决策问题中令人头痛的一个.虽然效用递减论、风险厌恶论、效用上限论和结果上限论都是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消解这一悖论的有益尝试,但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圣彼得堡悖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人们思维系统自身的矛盾性和不完善性,要求我们在决策理论的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重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建立起理论模型既源于实践又不同于实践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