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转移"

本文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与日本缔结中立条约的过程中与中国东北抗联的关系,剖析了1940年底东北抗联进入并滞留苏联境内的原因,解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消极影响。由此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所谓“战略转移”,并非是主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     

抗战时期的《苏日中立条约》侵害了中国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从确保本国远东地区安全的角度出发,日本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均遭拒绝。在日军于1938年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被迫表示愿与苏联改善关系。1939年9月15日,苏日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蒙和日“满”军队之间的一切军事行动协定。1940年7月27日,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之后,开始向苏联建议缔结中立条约。日本主动提出原本拒绝的建议,反使急欲保障东线安全的苏联处于有利的地位,苏联当然愿意接受。这样,苏日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按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同另一个主权国家签订彼此认可的双边条约,第三国本不应指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该条约不损害任何第三国的利益,而苏联与日本的签约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苏第一次会谈述略

新中国成立后 ,中苏两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重新确立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及法律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率领代表团抵达苏联 ,就废除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展开了会谈。这是中苏两国间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双方经过协商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贷款、贸易等一系列协定 ,对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及远东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意《通商条约》的谈判与修订问题

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以后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中意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辛丑条约签订后,针对关税自主、平等贸易等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大利进行了长期谈判,最终于1928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有条件地解决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1949年,南京政府在行将覆灭时同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中意两国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些商约的签订及谈判对于推动中意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苏石油公司的创办及其有关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不久，“中苏石油公司”是成立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对新中国后来石油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其成立与经营，国内长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试论《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签订,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件大事,它对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抗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着重就后者谈谈粗浅认识.(一)“条约”是苏日两国对抗与妥协的产物.苏、日两国原有日俄战争的宿怨,又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矛盾是尖锐的.二次大战爆发后,苏联一直担心受到德日法西斯的两面夹击,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东西边境的安全,这是合乎情理的.日本法西斯侵略成性,在侵略中国的同时,积极准备向苏联进攻.为此,于1938年7月和1939年7月它先后挑起了试探性武装进攻苏联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但都遭到失败.尤其是诺门坎事件,竟发展为苏、日两国间激烈的局部战争.日军死伤多达2万人.在诺门坎惨败之后,日本当局认识到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更加感到必须充实对苏战备,因而急欲解决中日战争.”日本陆军内部,“北守南进论”也开始占主导地位.有人主张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切断苏联对蒋介石的援助而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各种方案妥协的结果,决定采纳在政治上靠拢程度较轻微的中立条约案”.1940年7月,日驻苏大使东乡向苏联提出了这一方案.     

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及其对华影响

二战时期,苏德交战,日本南进,苏日为解后顾之忧签定中立协定。表面看来,二战期间苏联在远东是安宁的。但这种表面的安宁并不能遮掩苏日在远东曾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演变不仅影响到苏日关系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影响到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     

英国议会文书中的威妥玛与清廷关于鸦片税厘的纷争

通过翻译研究英国议会有关历史文献,看到《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威妥玛和奕訢、左宗棠就鸦片税厘征收问题通过外交照会和信函进行交涉,最终促成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使中国的经济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伤害。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沙皇俄国侵华条约的翻版——再评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24年5月中苏建交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建交文件,并不是近代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是一个在苏俄政府持强凌弱之下,所产生的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     

《中俄密约》是不平等条约吗?

关于《中俄密约》的性质，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签订此约是卖国行为。本文则认为此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是代表清政府签约。从缔约背景上看，《密约》并非不平等条约，因为当时俄国既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是清政府根据甲午战后面临的国际局势，主动自愿与俄签约，这与不平等条约签订背景截然不同。从《密约》的内容上看，更进一步说明了条约是中俄双方针对日本所签订的军事同盟互助条约，其性质是平等的。而以《密约》签订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判定其性质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关系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双方正式结盟,为尔后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苏联领导人在中苏结盟过程中的行为也为后来同盟的破裂埋下了种子。     

二十世纪初沙俄在海参崴迫害华侨的暴行

海参崴的华侨问题,是沙俄侵华政策的产物。本来,海参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古今中外人所共知的。在沙俄入侵之前,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华侨的问题。至一八六○年,沙俄政府乘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利用外交讹诈和武力威胁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地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如何评述这一条约,它对战后中国政局和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条约作一些评析,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中苏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板,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5年2月上旬,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就最后打败德国、战后欧洲的重建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雅尔塔会议上,远东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时苏联是掌握很大的主动权,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内尔所说:“1945年春夏各种道路都向斯大林开放着:他可以与日本打交道,以在满洲和朝鲜的让步作报酬;他可以仍旧在远东中立,直到美国遭到重大牺牲,然后以最大的力量进入太平洋战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就认为:“俄国在军事上能够击败日本和占领萨哈林、满洲、朝鲜和华北,在美国军队可能占领这些地区之前.”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形势的,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取得苏联在政治上对     

关于《越法凡尔赛条约》的问题

1787年,法国与越南阮福映签订的《越法凡尔赛条约》,是越南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由于《条约》在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签订这一《条约》的原因、内容和它的影响,不仅对认识当时国际斗争的形势,了解越南历史的发展有帮助,而且对认识今天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斗争也是有启发的。一、《越法凡尔赛条约》的历史背景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在近代史上,沙俄曾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连续三次发布对华宣言,声明无条件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1924年,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北京政府崩溃后,苏联对华外交便以国民政府为主体。但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苏驻华各地领事,一律撤销承认,并勒令苏联在华商业机构停止营业,又以武力接收中东铁路。中苏矛盾激化,苏联正式向华宣布绝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双方商谈,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外交。不过,此时的中苏关系,形若有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