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第五届立法会选举述评

2013年澳门立法会选举只有直选议席有悬念。直选结果是富商派大胜,民主派与传统社团失败。这一结果证明澳门爱国爱澳力量强大,这对于落实"一国两制"有利。但是这次选举富商派直选议席达到50%,加上间选与委任议席,商界议席在立法会所占比例超过50%,这对于其他阶层争取权益及立法会发挥监督功能均不利。     

澳门选举财政制度刍议

选举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机制,然而竞选活动却需要大量的金钱挹注。基于政治平等的参与理念,必须确保选举资金来源公开化、透明化,接受全民监督,以预防政治腐败现象和促进政治活动公平性,建立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选举财政制度。澳门回归前后立法会选举过程中出现了"金钱政治"的因素,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澳门选举财政制度可以从预防贿选、规范社团参与选举和限制博彩业等私人企业对选举的过度参与等方面入手。选举财政制度之健全成为澳门民主政治发展之下一阶段的焦点议题之一。     

香港民主发展进程的轨迹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主要从历届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以及区议会的选举情况,分析香港在回归后的民主进程,对回归后的香港政党发展做简要描述,展示香港民主发展进程的轨迹。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过程出现周折,结果令各界欣慰。通过分析选举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由于促成香港民主发展的积极因素的增长和选举中的集体行动,使得选举中主要的政治风险被克服,也验证了特别行政长官选举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但研究也发现,此次行政长官选举暴露了香港政治回应性低、高阶政治与基层政治疏离、政治组织发育不成熟的困窘。     

日本国会的法律地位与众议院的解散权

今年九月九日,大平内阁在第八十八届临时国会上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第三十五届众议院议员选举。这次解散众议院,是大平内阁为解决面临的“紧急课题”,把自民党在众议院的议席增至二百七十一席,取得稳定多数,“谋求政局一新”。几个月来,大平一直在选择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有利时机。根据日本国     

行政长官及其权力运作—─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一

“九七”以后的香港政制架构中，行政长官居特殊地位，直接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本文主要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产生办法、权力运作等问题的分析入手，阐明“九七”前后从港督到行政长官的转变给未来香港政制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正确性。     

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之关系

香港特区政制体现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主导制受到挑战,行政与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有立法会认为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认受性不足、政党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不同关系形成张力、行政会议协调作用未发挥与执政联盟缺失等。通过循序渐进推进行政长官普选的顺利进行、在"一国"前提下引导和规范香港的政党发展、增强行政会议沟通作用与扩大管治联盟等措施,可以缓和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紧张,促进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和谐稳定。     

澳门新中产阶层政治取向探析

澳门新中产阶层对澳门政制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既要重视新中产阶层对澳门政制发展的积极因素,也要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澳门新中产阶层未来的成长既要扎根澳门本土,又要背靠内地;既要服务于澳门社会,又要链接国家利益。     

论分组计票制与香港政制发展

分组计票制是《香港基本法》中的一项独特制度,其脱胎于"一会两局"方案,曾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引起过激烈争论。它对于权力制约和政治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释法活动涉及分组计票制。这次释法重申了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步骤,使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难度等同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的难度。但实际上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难度要低于"双普选"。香港各界本可通过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推动政制循序渐进地发展,但部分港人长期忽视宪制结构建设,一味追求普选结果,且缺乏与中央政府的沟通和协调,因而使政改道路举步维艰。     

“澳人治澳”第一人——何厚铧

公元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举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午10时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举行。经过2个小时的选举过程,上午11时48分,公布了选举结果:何厚铧以163票当选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     

天安门前倒计时大钟的嘀嗒声

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中国当局能否通过选举一位受人尊敬的首席行政长官,并通过一项使那些在香港两次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的政党要员不致落选的立法会选举程序,赢得并保持香港人民的信任。 更概括地说,对中国当局的考验在于他们对各种团体和观点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所必须进行的行政机构调整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他们对维持香港现有体制的认识。     

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的实质意涵及其权力配置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以行政长官负责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制,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处于优位,但并不是支配地位,司法权独立,行政权和立法权既分立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政制结构模式,实质上是以行政长官为权力结构核心的权力配置模式和权力秩序。行政主导制有助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推动香港澳门的繁荣发展,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因为香港和澳门的具体情况不同,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又有所不同。     

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

1999年5月15日,对澳门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澳门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自己选举领导人的日子,199位推委会委员投下了自己庄严神圣的一票。当澳门特区筹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宣布何厚铧以163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     

论行政长官普选时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法律依据和制度理性

香港社会在讨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时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是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机制。《香港基本法》第45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的决定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时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应当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提名委员会提名应当遵循"民主程序"三个核心要素。香港社会一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提名委员会,乃在于没有认识到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制度理性。只有回到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上来,充分认识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制度理性,珍惜和维护提名委员会的制度共识和制度进步的路径依赖,才是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唯一可行之道。     

澳门特区政制架构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在基本法框架下,澳门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其高度自治权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形成行政长官主导政治、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与制约、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政制架构。为全面推进特区的社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管理,推进产业多元化,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共治与善治。     

论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兼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与完善

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我国于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级选举做出了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村民自治机制的实现.但是,该法本身在贯彻实施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现.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措施,以期促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机制的发展.     

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

政体研究一直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但是流行的政体概念需要清理。有关近代西方政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亚里士多德命题而展开,在解决统治权后就如何统治问题进行了以代议制为主轴的政体设计。冷战使得政体分类高度意识形态化,西方以突出类的对立的二分法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多重分类法,并借用在中世纪就很发达的贵族政制的且被西方现代政制设计师用于排斥民主政治的选举代表制来修正人民主权,建构以选举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民主等同于选举即选举式民主。这不符合政治社会结构和政治过程常识。需要引入国家变量以建构一个替代性的民主政体理论。     

回归20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经验

回归祖国20年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坚持稳步推进政制发展,坚持经济适度多元,坚持与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坚持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了政制发展、经济增长、民生福利、人心回归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在政制发展方面,澳门特区政府严格按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从澳门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循序渐进推动政治发展;在经济增长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始终坚持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策略,促进博彩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新型产业发展,大力扶持中小企业,高度重视区域合作;在民生福利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与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行现金分享政策,建立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康城市”,完善各项社会服务;在人心回归方面,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政府、社团和学校三位一体的爱国爱澳教育体系,巩固和弘扬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     

论民主规模对民主成本的影响——以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为中心的探讨

民主成本之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主规模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经济成本是民主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经济成本也会受到民主规模的影响.与之相似,作为民主政治基础工程的选举民主,其经济成本的高低也会受到选举民主规模的影响.人口的多少、地域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职数的多寡等规模状况,都在或独立或叠加地影响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低.推进和发展选举民主,需要理性地关注选举民主规模的现实状况,惟其如此才可能使选举民主走得更稳健更扎实.     

“咸淡水文化”对澳门政治发展的影响

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孕育了以岭南文化为主,兼容拉丁文化特色的"咸淡水文化"。通过分析国家政治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商业文化及宗教文化等四种文化向量在"咸淡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其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等特质对澳门政治发展的总体态势、政府运作、社团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从稳定、民主、高效等角度展望澳门未来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