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问世的启迪

本文从北宋时期社会现实尤其是人们的精神风貌出发，揭示了《新五代史》撰著的现实需求及撰史的动机，分析了该史书的创新贡献与影响，对今天的史学发展有启迪作用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

范祖禹史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五年。在这期间,司马光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除司马光致范祖禹的《答范梦得书》体现出的谆谆教导之外,范祖禹《唐鉴》中所载的诸多史事和史论,也随处可见司马光的影响。因此,《宋元学案》将他归于涑水门下,并认为他得其纯粹,不无道理。然而,范祖禹的史学观点与司马光相比,依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对正统的坚持,对帝王心性的重视,都超越了司马光,而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因此,亦是在《宋元学案》中,以他为华阳学派的开山始祖。因此,范祖禹对司马光史学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改造,也是他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述往思来:《新唐书》的编纂思想和特点

《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既有不屑五代衰世而借重修唐史以争正统的政治色彩,又有取法后王、以唐为鉴而巩固当朝统治的现实诉求,故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不沾沾于史料保存,更注重历史思想层面的思索,具体反映在历史编纂方面,便是极为重视有唐一代的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在总结唐朝历史治乱问题上得出了许多深刻认识。同时,由于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文治大兴,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补《旧唐书》之阙。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唐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唐初史家继承南北朝史学的理论遗产,列纪传体为正史。其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将史书的编年体裁与褒贬义例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甫湜提出只要能立褒贬以示惩劝,二体皆可为良史的主张,对北宋时期《新五代史》等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

以《红楼梦》比较《金瓶梅》,是两部名著间历史与美学联系的探讨与厘清。《金瓶梅》固不必攀附《红楼梦》而自有其价值与地位,但对当下《金瓶梅》文学价值的认可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学术以外的现实意义。"反模仿"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使其形象体系包括立意、结构、人物等"大处"和总体,"乃《金瓶梅》之倒影":《红楼梦》"谈情",是青春版的《金瓶梅》;《金瓶梅》"戒淫",是成人版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情悟道",贾宝玉是迷途知返的西门庆;《金瓶梅》"以淫说法",西门庆是不知改悔的贾宝玉。其他林黛玉与潘金莲、薛宝钗与吴月娘、袭人与春梅等,皆具此等"倒影"关系。这种"反模仿"而成"倒影"关系的过程与机制,有似于生物工程上的"转基因技术",而《红楼梦》实可视为《金瓶梅》的"转基因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词人李煜的赤子之心

五代是个暴戾的时代，而李煜在南唐并无残暴之令、恣睢之行、杀戮之政。连一副道学面目的《新五代史》也承认“煜为人仁孝”。 在黄河和洛阳城之间，有一座并不是很起眼的山，叫北邙山。它只有三百多米高，完全谈不上雄伟，离远看更像一片大土堆。但这片大土堆却是历史上最显赫的一块坟地。令年夏天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发了一条官方微博，说在洛阳孟津县发现了一座墓，很可能是南唐后主李煜的。     

《周易》与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

《周易》丰富的思维术,对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有着重要影响。《周易》的天、地、人相联系的整体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究天人之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通古今之变";"一致百虑"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成一家之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意识,启发了传统史学的历史借鉴思想。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