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提高居民健康状况已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通过分析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二者协同发展的机理,构建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利用2012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子系统的有序度呈上升发展态势,但二者间并未形成良性协同发展机制;在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协同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着政策效果持续力度弱、监督体系不完善以及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多元监督体系、丰富乡村治理形式等对策建议。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促进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的好坏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农民群众福祉,农村环境治理成效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成败。长期实施的命令控制型农村环境管制理念和措施执行成本高昂,农民的消极、抵制态度也使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农民理应是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和力量,国家应以制度保障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农村垃圾治理的几个关键问题

垃圾治理是农村要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有不同于城市的特点,农村垃圾治理比城市复杂得多,应抓住提高农民的垃圾治理意识、以就近处理为原则、资源化利用有机垃圾、因地制宜选择垃圾处理方式、简化垃圾分类等几个关键问题重点治理,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当以政府为主体的正式环境规制治理效果不明显时,借助第三方力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来促使政府和企业重视污染治理问题。文章首先梳理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并归纳了以公众和环境非政府组织视角划分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类型;其次梳理了三方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如与正式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部相互作用;再次总结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水、空气和其他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研究——以云南永胜县羊坪彝族乡为个案的田野调查

生态宜居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地处云南滇西北的永胜县羊坪彝族乡结合自身发展,以农村环境整治、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为重点,积极推进生态宜居美丽羊坪建设。本文主要对羊坪乡人居环境改善、水源地治理等为主要内容进行了调查分析,由此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想之境与现实之困——基于协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分析

要步入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想之境",首先要对协同主体的角色定位予以明确,即政府是主导协调者、企业是互利双赢者、社会组织是补充共享者、公众是参与实践者,由此,可以有效防止角色越位、角色缺位、角色错位的问题出现。然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却遭遇权力机构垄断、市场机制局限、社会组织脆弱和公众参与滞后的"现实之困",为协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入分析协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面临困境,其意义在于让各协同主体能够认清各自所处的环境,遵循客观规律,依据自身具备的能力大小、资源多少,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农村环境立法之缺陷检视及其完善

当前农村环境立法中存在比重失衡、供给不足、内部冲突、效力等级低下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等缺陷,使农村环境治理的法治之路颇为艰难。在农村环境立法上,我们应当采取城乡合一的环境立法模式,扩大农村环境保护立法中的农民参与,提高农村环境立法的分量和质量,在农村环境立法中确立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制度,赋予村民委员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为农村环境治理进而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历史唯物论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关节点。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共性难题:一是新农村建设中主客体错位与主体缺失;二是新农村建设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制约。原因有:第一,作为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致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合法利益的制度缺失。第二,对农村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致使决策层所制定的某些政策缺乏操作性。第三,党中央新农村建设任务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没有实现有机结合,致使农民在行动上不主动,使建设主体缺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借鉴外国经验,使之与我国及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对农村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上层建筑的文化条件和主体动力。推进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以制度安排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

西部地区农村城镇人口和乡村工业的过度集中以及对自然资源开发强度的日益加大,使污染物排放量急剧增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村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人居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限制了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通过树立新的发展观、城镇规划要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农村城镇居民绿色住宅工程、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等措施,以良好的农村城镇人居环境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协调和稳步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法规制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更加严峻,对国际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蕴含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中的环境保护要素,逐步走向侧重于规范相关“区域”活动主体“义务+责任”的国际环境治理模式。但从当前的总体情况而言,“区域”及其资源的国际立法仍然侧重于保障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而对环境效应重视不足。故亟需国际社会扩大“区域”活动主体范围并加强能力建设和环境监管、统一相关环境标准并细化环境补偿基金等事项,促进“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治理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以建立健全“区域”活动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新媒体语境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与普及,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内外部治理环境,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功能;坚持源头治理,确立社会治理重心。发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协同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主体”的论争与重建——对环境伦理学两种基本纲领的梳理与思考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纲领.两者对"主体"的不同界定,导致了其在哲学基础、伦理态度、解决方案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两者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归宿,即都要面对并反思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以目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并不是由其中的某种"主体(性)"所致,而是由在现代性文明中丧失"主体性"的病态人格所致.故必须对现代性之消极因素展开批判,重建自由而健全的主体并以之为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