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亲职教育的发展状况与推进策略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对亲职教育的迫切需求,详细描述了当前我国亲职教育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反映了家长对亲职教育的迫切需求与当前亲职教育发展较为薄弱的现状之间的矛盾。从机构建设、责任分配、立法保障、形式和内容,以及层级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推广和发展我国亲职教育事业的建议。     

我国司法强制亲职教育的缘起与规范发展研究

强制亲职教育是司法机关强制要求失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制度，在实践中以亲职教育令的签发与执行为标志。强制亲职教育是在家庭教育失衡现象凸显的社会背景下作出的制度选择，对改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教育理念、教育能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亲职教育令的签发几乎完全依赖自由裁量，执行上各行其是，专业化程度不高，效力保障措施单一，很难发挥实效。为了保障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我国需规范亲职教育令签发的自由裁量权，将离婚案件、涉家庭暴力案件、遗弃案件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故意犯罪案件列入法定强制亲职教育的范围；推动强制亲职教育专业化与社会支持的协同发展，并构建多层级的亲职教育令效力保障机制。     

论产品责任法中的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

强制性标准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须遵循的标准.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是指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导致伤害时,生产者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诉讼标准各有千秋,而中国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盲目崇拜,使其赋予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较高的证据效力.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尊重实质上是对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尊重,但这会导致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又致害时,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中国法院应适当降低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的地位,使其既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又能鼓励生产者研发新产品.     

合同纠纷中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

如何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在处理合同纠纷的实务操作中至为重要。准确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就无效合同的判定而言,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不应一概而论;合同无效时,过错方的赔偿责任仍应依法承担。     

试论企业应当承担的四种责任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企业应承担: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经济上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责任;那些为社会成员所期望或禁止的尚未形成法律条文的活动和做法的伦理责任;企业自愿的、非强制性的、非法律要求的、非寄予企业一般伦理方面期望的自发责任等.     

论《合同法》保管合同的若干法律问题

本文从大陆法系合同法规则出发 ,论析消费性保管合同的特性和法律规则 ;认为立法未予涉及的场所经营人的保管责任具有强制性、有限性与无限性、适用范围逐步扩张等特征 ;同时探讨了保管行为与保管物的若干理论问题。     

对我国亲职教育的反思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亲职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阐述了亲职教育的内涵及重要性,然后通过分析我国亲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亲职教育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议,以便为亲职教育的开展提供长效保障。     

农村地区早期亲职教育探讨

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和父母在儿童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家庭普遍缺失亲职教育,存在亲职教育理念偏差、方式不得当、内容缺乏等问题,对亲职教育有明显需求。本文试图从亲子理论、操作制约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等视角探讨亲职教育的价值,提出解决当前农村亲职教育问题的策略,鼓励父母积极参与早期亲职教育,提高他们的教养能力。     

国际亲职教育生成：路径、特点与选择

随着我国"熊孩子""熊家长"的现象显现,通过培训提升父母的抚育观念、知识和技能,从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亲职教育日益得到重视。目前世界亲职教育形成了融合型、分化型、组合型三大生成路径,其中融合型与传统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分化型又分为课程型、项目型、法律政策型三种亚型,组合型由各国根据国情对各类型和亚型进行搭配和改良。三大路径特点各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依据公众诉求及其紧急程度、成本预算和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历史文化传统、域内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的构成等进行选择、组合与创新。我国亲职教育发展可以尝试以融合型为基础,以法律政策型为动力,以课程型和项目型为"两翼",在实践中分"五步走"。     

论推定与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推定问题研究较少,立法上的规定也较粗略,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审判者操作的困难。推定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在各种推定形式的功能上,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引起证据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在此功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者能够转移证明责任;而后者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强制性的事实推定可以转移证明责任,允许性的事实推定则只能转移提供证据责任。     

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英国的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及其借鉴

英国的法律教育注重实践及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人员,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具体到教学方法上,即形成了独特的导师制和判例教学法。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法学教育方法,本文仅通过对英国法学教育的理解认识,来探讨英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校园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校园刑事案件近年来频发且有蔓延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校园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法律关系是教育刑事法律关系。其中,主体为国家与实施犯罪行为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依法行使刑罚权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校园刑事案件中作为犯罪人的学生、教师等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鉴于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校园刑事案件法律救济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的司法适用;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从法律语言中的模糊走向法律推理

对模糊性的不同认识，导致相异的法律推理理论。从西方法理学家哈特、考夫曼和德沃金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的不同论述中，探询了他们解决法理学中的模糊性问题的进路。     

法律语言程式化与法律翻译

法律语言的功能首先是规范调节作用,其次才是提供信息.法律的规范调节功能与程式化的法律语言关系密切,法律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言程式化的问题.要实现法律翻译的功能对等,就需要做到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三种对等,即法律文本整体框架的形式对等,法律语言语用功能的对等,逻辑结构的对等.不同层面的对等亦涉及用词、句法、篇章结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