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若干构想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举措。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合作型乡村治理模式,改变乡村治理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完善村民自治,实行"乡政自治",然后应抓住有利时机,实行"乡村自治"。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幸福村落"建设: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体系创新的秭归实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社会特征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基础下,现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下乡村治理困境,因此亟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期形成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需要,湖北省秭归县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中,共识导向、参与、责任性、透明性与法治五个善治的基本要素得到突出体现,构成"幸福村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而五个善治要素得以实现与治理单元下沉、自治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幸福村落"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顶层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全球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的个案分析#br#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在全球乡村治理模式的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服务需要;其三,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冲突协调机制(Minxin,2002:3-8)。历史地看,我国乡村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比较而言,在社区治理方面的努力差强人意。本文以全球乡村治理的经典模式为参照,以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的乡村社区重组为个案,重点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本土计划与行动策略在兴起…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