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服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康有为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①，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     

麦孟华的爱国活动

一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号蜕庵,笔名曼殊、先忧子、伤心人等,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为草堂十大弟子之一,与草堂另一著名弟子潘之博并称草堂“二博”,又与梁启超长期共事,时有“梁、麦”之称。他一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和保皇救国、君主立宪活动,凡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庚子勤王、立宪运动、开放党禁等重要历史事件,都有他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参与创办和经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纸,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位重要宣传活…     

戊戌维新运动与越南二十世纪初的革命高潮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史学界已一致予以肯定。然而,维新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在国外对越南、朝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说是了解了它的全部意义。越南的东游运动、东京义塾、     

中国进代史研究一瞥——访林增平教授

林增平同志,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已40年了,在这一领域中建树颇多。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和社科院、所列为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小册子《辛亥革命》(知识丛书)。1980—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源合作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这部巨著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日本学者石田米子曾赞誉道:“……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     

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自1895年参加康有为領导的变法維新政治活动开始,直到他1920年死去,前后有三十多年之久而力图实現其政治妄想,未尝离开过政治舞台。他的政治活动和言論著作在不同时期和場合中超过不同的影响。早年的梁启超,曾积极地参加和領导了戊戌变法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出了民族救亡和发展民族資本主义的口号,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要求;特別是作为一个資产阶級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在当时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着相当的影响与作用的。戊戌变法維新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亦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漲而急剧地向前推进。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級利益的梁启超却固守着改良主义营垒,轉向堕落与反动,长期地猛烈地反对过资产阶級領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前,梁启超的言論著作曾不断地出版过,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爱国·述变·求真——《吕著中国近代史》评介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是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学殖宏富,知识渊雅,在一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治学生涯中,除了著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外,还十分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探索。吕先生生前曾出版过《国耻小史》等多种近代史论作,并撰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代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等未刊讲稿。这几种未刊讲稿连同商务印书馆旧刊《日俄战争》,计五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为《吕著中国近代史》于1997年9月出版印行。这部书32万字,内容详实,富有特色,堪称是一部爱国、述变、求真的近代史佳作。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历史系教师纷纷著书立说

<正> 近几年来,历史系教师纷纷著书立说,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去年正式出版的专著即有黄云眉教授的遗著、一部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写成的近二百万字的《明史考证》(共八本,中华书局出版),张维华教授的《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出版),卢振华教授的遗著《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山东人民出版枉出版)。还有和兄弟院校协作编写的教材《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出版)。今年将要出版的专著有:王件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