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格的现代叙写——重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论施蛰存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创新

施蛰存的历史题材短篇创作，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霭理士性心理学说来表现历史人物色彩斑斓的内心世界，在大胆改写名人名事的同时，注意将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形式与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经验、趣味、习惯相融合，独辟一条创作新途径，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施蛰存小说沉寂了几十年，新时期才重新引起重视。追索施蛰存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升降沉浮现象，将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施蛰存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     

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

本文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继而着重从文化学的层面探讨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因为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表征着文化。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论赛珍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赛珍珠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自称一生到老都属于中国,而且强调是中国小说教会了她的创作,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是<中国小说>,满怀深情地介绍中国小说并诚挚表示对中国小说对她哺育的感谢.她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关于中国题材的,或与中国有关,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从她的创作成就、对抗日战争文学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成就的清醒认识和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等角度.论述赛珍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西部生态小说兴起溯因

西部作家集约式地进行生态小说的创作,形成了新世纪文学地理中的西部高地现象.西部小说这股"绿色"风潮的背后沉潜着支配性问题结构.多年来,以乡土为审美标高的西部小说,在新的文学场域中陷入了无人喝彩的境地,作家出于自我认同的身分焦虑而向生态主题转场.对时代主题话语表达诉求的西部文学传统以及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宗教文化底色,也是引导西部作家进行生态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作为认知的小说 ——论卡尔维诺对小说身份的重新定义

卡尔维诺试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对小说身份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应该具有同科学相似的认知属性,可以成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工具。他试图探寻文学与科学的同源关系,析出文学史中"智性"一脉的文学传统,并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与此同时他又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小说认知的独特性,他旨意打开小说丰盈而广博的所在,而不是将之锁闭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卡尔维诺将这种理解渗透在自身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搭建中,并形成自成一格的小说观,刷新了小说的传统定义。     

汪曾祺小说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

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形式技巧和文体风格方面,也体现在个性气质和思想观念方面。正是在文章学传统的启发下,汪曾祺提出了"汉字思维"、以"节奏"代"结构"、"气氛即人物"等许多极传统又极现代的观念和主张,并且通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种"气本论"的小说观念,一种"以文章为小说"的创作思维方式和习惯。以"气"为本,使汪曾祺获得了接受"意识流"的基础;"以文章为小说",在促其完成小说文体创新的同时,也给他的创作思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束缚和局限。     

论赛珍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赛珍珠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自称一生到老都属于中国,而且强调是中国小说教会了她的创作,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是《中国小说》,满怀深情地介绍中国小说并诚挚表示对中国小说对她哺育的感谢。她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关于中国题材的,或与中国有关,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从她的创作成就、对抗日战争文学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成就的清醒认识和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等角度,论述赛珍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晚明清初文学为中国古代文学高峰说

晚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段里,无论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创作,还是作为传统文学的诗文创作,以及文学理论及批评,都达至极其繁盛的程度,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大家和传世作品,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个文学高峰与文学史上以往的以单一文学样式或一两种文学样式所形成的文学高峰不同,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学高峰,不仅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文学现象也异常丰富。作为一个跨越了两个朝代的文学高峰,突破了以往以朝代为断限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问题。     

传统的盛景与幻象——近二十年来张大春、台湾六年级作家的写作及台湾的文化身份选择

世纪之交以来张大春的小说创作在词句、结构、形式、主题等诸多方面明显增强了其传统因素,但这种传统叙述过于凸显其逃离、怀疑、偶然等特色,在本质上趋向于解构清晰明确的传统本身。台湾六年级作家的小说创作同样在对历史传统的问题上展现出模糊、含混、暧昧的文本美学,同张大春的小说创作一道塑造了传统盛景中的幻象。在当代台湾分离主义文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语境中,文学应该从传统中汲取面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方法与立场,强调台湾身份认同的中国性。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文化意识观照下的贵州小说

贵州作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此种迹象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是对此前贵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又奠定了90年代贵州小说发展的基础,意义重大.本文有鉴于此,特对80年代后半期的贵州小说作一回顾和论述.众所周知,1985年,文学界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涌入文坛,以至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批评家们已再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现象.这一年,不仅以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民族文化派作家的寻根小说崛起了、刘索拉、徐昆等人的新潮小说也在此时推出,市井小说、纪实小说、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感觉派小说、自称“玩儿”的小说、性小说、乃至不打标点符号的小说等等,都已出现.这股迅猛发展的文学主潮,无疑地与当时掀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小说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观照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超越,并且将整个贵州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汪曾祺小说审美特征生成论

在20世纪文学史中,汪曾祺发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及其审美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和谐、欢悦的生存的图景,从而迥异于主流小说的风格.汪曾祺温暖而独特的小说,既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他从个体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     

明代文学史学述要

明代文学史学的发展状况与该时代文学总体发展趋势相印合.前期由于政治与文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文学创作与文学史学因袭传统的成分很重,少有创新;中后期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变化加剧,创作与史学取得重大突破,成果丰硕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