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商王朝对方国的祭祀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来讲,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方国臣服之后,商王朝便通过使方国助祭、到方国举行祭祀活动、任用来自方国的贞人等手段,对方国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效果。以周方为例,文献及周原卜辞都显示出,在祭祀方面,周受商影响颇深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豕韦”考略

"豕韦"是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在夏、商、周三代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样一个由原始部落发展而成的重要方国,与其他众多方国一样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武丁时期伐缶方战役的时间排谱——兼论商周时期的纳贡

缶、(冖西)与基方是处于殷西且相距不远的3个方国。在武丁前期和中期的一段时间里,缶方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并向商王朝纳贡。但在武丁中期,当商王朝征伐(冖西)方时,要求附近的缶方就近为作战的商军提供粮草,而缶方并没有执行命令。因此,商王朝在打败(冖西)方后又对缶方发动了战争。缶方力量较弱,无力抵抗商王朝的进攻,故缶方又与附近的基方组成联盟,共同抵御商王朝的进攻。不过缶方最终还是战败了,并且遭到商王的严厉惩罚。在这之后缶方再次臣服于商王朝,并对其纳贡。这说明商王朝与臣服方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臣服方国的纳贡来维系的。     

舜与虞朝的建立

在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演变发展,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正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可是,尧领导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而舜领导的虞却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说法广泛流行,说明古人将虞、夏、商、周一体看待,虞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周礼东渐的途径、特点与影响

周人灭商，以“小邦周”君临“大邑商”，首先面对的是治理方式的多种选择。周人明智地汰弃了商代普遍使用的对于方国部落不直接介入的遥控方式，因为遥控的结果是四方方国的叛服不定以及政局的长期动荡，这一因素最后还帮助了周人的兴起和灭商。深切的体验使周人清醒他认识到，要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必须由周人势力直接介入和控制各个（尤其是东南的东夷、淮夷地区的）方国部落。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促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周人政治模式向东南地区辐射。本文以黄河下游的齐鲁、淮河两岸的淮夷以及长江下游的吴国为例，探讨周礼…     

沚 参加商王朝的军事活动浅论

沚(戈)在武丁时期最突出的活动表现在军事方面.他随武丁征伐了(工口)方、土方、巴方等方国.在战场上,他率领商王朝军队的左翼,承担开路先锋的重任.他对商代后期的西土边境的安全作出了的贡献.     

武丁治国与傅说其人

武丁提拔胥隶出身的傅说为相,主要原因在于武丁加强王权的需要和商王朝战略重点向西方转移。傅说担任兼具巫史职能的商王朝行政长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傅说可能是西部某方国的王裔或贵族。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

对于商鞅变法,前人论其成败,多是从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影响等方面加以探讨。要证明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看变法者,也就是秦孝公与商鞅实行变法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得到了实现,故而变法是成功的。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补释甲骨文 字——兼论商代存在“服”制

甲骨文 字像用手按人项部迫其使跪伏,恐其起来反抗而仍以手持其项部,会制服、使之服从之意。可隶写作反,甲骨文中常以之为祭祀的人牲,其来源于战争或某族所献之异族、异国之人,商王用之祭祀祖妣,是以制服的形象献给祖先,供祖先享用役使。通过这种办法来求得祖先神降福保佑。跪伏形象不仅是屈服的遗存,也反映了商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状态。在跪伏的状态中表示绝对的服从,就能够听候命令,接受差遣。服制之服源于 字的制服之义应无疑意,周人将殷商的政治结构称为“内外服”亦有其渊源。     

《尚书》中所称道的理想君王形象

《尚书》是流传于今最为久远的一部政事文献汇编,其中蕴涵着颇为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料。经孔子亲自删定整理,能够入档《尚书》的有道之君,不仅具有德政克己的为君内在素养,而且还兼备了任用贤俊的政治胸襟和恤众惠民的“为民父母”风范。该典籍对贤君明主形象的褒扬,反映了先秦儒家对理想政治的预期。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

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是统一王朝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具有大致范围的政治统治区域。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平行并进式”特点 ,决定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传承与包容关系。三代政治疆域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政治疆域的模糊性和多变性 ;二、早期国家政治疆域中的数都并存意义 ;三、政治疆域中的“点”、“面”与“虚”、“实”关系 ;四、三代政治疆域统治传承的法理性。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试论中西方上古社会的平民阶层

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平民,在政治斗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点差异,主要原因是平民在经济生活与法律制度诸方面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从而对国家的建构、社会的发展也都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其中相关的发人深省的历史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