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困境和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生态系统保护提出的新方向,加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存在着偏重政府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认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打破目前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存在的府际横向协调、政企协作和政府与居民协作的困境,提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路径.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发展党内民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党中央在理论上同现代政治学理论前沿相结合,强调了在政府之外的社会、人民的主体地位,表明党对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建设＂的高度重视,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巨大飞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进一步为发展党内民主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本文旨在通过论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发展党内民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描绘在推进两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治理与公共事务治理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交融。历史制度主义以宏大视域与历史比较方法审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得出其操作合理性是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内部制度化要求的驱动、执政党精英的意识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它是在长期反腐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机制,通过协调各种治理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长效反腐理念。在民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并体现出巨大治理价值的前提下,推动腐败治理民主化成为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及反腐实践的积累,我国已逐渐具备了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要件。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应当从治理民主化的角度重构腐败治理关系,优化腐败治理结构,改善腐败治理布局并完善腐败治理方式。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基层微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面对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诸如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带来挑战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变革易诱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要从培育基层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结构以及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等方面着手,构建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辨析和时代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改革的总目标被确定下来。因此,经济治理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任务。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进行经济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和时代特征。经济治理现代化是指多元主体对整个国家经济进行治理的系统规则体系和相应设施的现代化,在新时代表现为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现代化和经济体制的现代化。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反腐败思想初探

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反腐败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重视加强党内教育,强调要从思想上警惕腐化倾向;邓小平从制度上透析腐败成因,指出廉政建设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在总结建国以来反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反腐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指出反对腐败关键是要从严治党.     

对腐败的重新认识--从人性和博弈论出发分析腐败现象

文章从人性角度出发,分析了对恶的实事性趋向掩盖了对善的价值性趋求而产生腐败;同时,分析了腐败的过程也是代理人(理性经济人)博弈的过程,腐败是博弈的结果。并提出了应坚持以德治腐的制度创新和依法惩腐的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反腐策略。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防治腐败尤为重要的环节——中共“十八大”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思想论析

中共"十八大"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任务,并且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这些观点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度不健全确是产生各种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制度建设对于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更加科学的制度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从权力控制到政治吸纳：科技防腐的演变路径

现代科学技术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它有助于控制权力、削弱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以"制度+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防腐模式是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产物,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技防腐是一个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反腐形式,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利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趋势,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最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推动科技防腐从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权力监督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双向发展模式向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政治吸纳为主要特征的新双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刍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其中思想教育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具有根本性作用,而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也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会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高校制度反腐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进路

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选择。制度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方式,其逻辑动因在于克服人性缺陷,目标诉求在于防范权力滥用,独特优势体现在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等方面。高校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然而,高校制度反腐还存在不同廉政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配套、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缺位、反腐败预警机制运行不畅、廉政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为提升高校制度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