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政府行政契约的有效建构

责任政府行政契约以追究行政官员岗位责任的有效落实为目标。文章在对责任政府行政契约进行理论定位的前提下,探讨行政契约的类型及其规制问题,并针对行政契约中的选拔制度和聘任制度的创新与再造展开一定层面的研究,力图为责任政府的有效建构探寻新的维度与思路。     

我国近二十年来责任政府研究概况

我国责任政府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一般认同责任政府包括价值与制度层面,并和政府的责任体系密切相关。政府的责任包括政治、行政、道德、法律等方面,责任政府是自由、民主、宪政意义下的政府义务的回归与明确,这些认识对于中国的政府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政府责任和责任政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此类研究必将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不清晰、内容不全面、理论不彻底、研究方法混乱、对国外研究了解不够等缺陷,从而影响了责任政府研究向纵深发展。     

论现代化视野下的责任政府建构

我国政府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从改革开放以后便提出积极构建“责任政府”之目标，建立责任政府也是我国人民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渴望和要求。经过数十年的责任政府建构，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如政府职能尚未完全厘清、行政权责关系不一致、法律控制机制尚不到位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即大胆进行行政理念创新、行政制度创新、行政立法创新，以形成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责任政府的有效路径。     

政府与公民关系：契约与责任之张力

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空间中存在着一对结构性要素即契约与责任,这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首先,社会契约论从理论上设定了政府责任与社会契约之间的张力;其次,在中国社会,政府责任与社会契约之间是以一种隐性的心理契约的方式得以表达的;最后,"责任政府"的建构是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契约的合理路径.     

政府环境责任研究述评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环境责任的思考不断深化。分析的理论视角已逐渐从环境法学扩展到环境治理、行政伦理、行政改革等进路;对政府环境责任内涵和责任形式的认识,在争鸣中也渐趋一致;对具体责任内容的概括越来越明确和丰富;对政府环境责任缺失根因的追溯和责任健全举措的探究,也正摆脱简单的"枚举",走向深入和系统。但这一"年轻"的研究领地,在研究取向、研究对象、学科合作等方面仍有不足,需要从应然性的责任建构研究,转向实然性的履责行为机理研究;从抽象的一般性责任研究,转向具体的差异化责任体系建构;从静态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动态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食品安全危机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建构——以“奶粉限购”事件为例

＂问题奶粉＂事件的频发,与政府责任的缺失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主要是：央地政府之间的纵向权责划分的不科学、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权责划分的不明确、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的不完善。一连串＂奶粉限购＂事件表明,食品安全危机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会导致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失效治理以及政府能力下降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因此,食品安全危机的预防和解决,离不开政府责任的建构,这就需要明确纵向以及横向方面的政府责任划分、培养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自觉负责意识、建立完善的政府责任监督机制。     

论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积极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并成为当前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特殊国情以及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理念与目标,并从推行行政问责制、政务公开、建设“阳光”行政、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行政法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化行政道德建设六个方面阐述了完善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具体制度安排。     

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探析

行政契约的缔约仅依赖完善的缔约规则,尚不足以保障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不履行缔约规则所负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在保障行政契约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要遵守依法行政和诚实信用等原则,否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相对人。行政契约的缔约过失责任在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私法缔约过失责任不同的特点。在承担责任方式上,既有私法契约的损害赔偿,也包括行政契约特有的强制履行和行政处罚。     

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设

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维持着复杂多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契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程度标志着法治的健全程度。法治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正当程序的政府和责任的政府,同时有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政府的施政活动加以法律监督。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人问责依据确定研究——一个合同风险责任分配的视角

代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中的一种模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对项目层面责任追究的研究较少。从项目治理理论出发,将代建项目看作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根据代建人对代建项目的控制权确定其职责,运用风险分配理论确定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配方案,然后根据代建人的职责和风险分配方案构建代建合同中的风险责任矩阵,确定代建人的合同风险责任,将其作为代建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完善代建人约束机制。     

加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 为经济发展服务

长期以来理论界不重视国家审计理论的研究,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无论从国家审计发挥的职能作用看,还是从国家审计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加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当前应重点对国家审计的职能、审计体制改革、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等问题深入探讨,使国家审计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权利制衡和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理路——基于《中国行政管理》杂志2002～2013年的分析

近年来,服务型政府一直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研究选取《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中发表的有关服务型政府研究的论文,从论文作者、作者单位与身份、发表年份、下载量与被引量、课题类别、论文关键词和论文研究方法等入手,予以分析评述,发现中国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在内容和视野上有了深入和扩展,但是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上比较欠缺。由此对相关论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有助于推动提升服务型政府研究水平,明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和任务。     

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的兴起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的来临,它已经成为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相比,契约治理具有一些显著特点,深入研究契约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债务契约、政府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2007—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我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债务契约、政府保护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检验结果支持债务契约假设,即公司的负债水平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但在政府保护行业的公司,债务契约假设不成立,而非政府保护行业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以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动机更强。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建设透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其核心价值目标是在社会公共领域避免行政权力单方性,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在推进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建设方面,政府缔结行政合同的权限应该明确;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应具备严格的要件;对于我国行政合同纠纷,应该采取行政复议或行政裁决与行政诉讼的方式;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给普通市场利益主体造成的侵害应当给予充分合理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