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吝啬鬼——《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和《看钱奴》中的贾仁形象对比分析

中外戏剧史上不乏精妙绝伦的吝啬鬼创作典范。他们既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缩影,也是不同文化环境的折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和郑廷玉《看钱奴》剧中的暴发户贾仁颇具代表意义,他们有着某些共性,但同时又颇具个性特征,从而成就了其栩栩如生永不褪色的艺术形象。《威尼斯商人》中＂挑选彩盒＂与＂借债割肉＂两条线索交错出现,动静结合并形成该剧的高潮。《看钱奴》中＂东岳庙祈福借财＂和＂证因果临终还债＂两条线索互为因果,层层铺垫并幻化出戏剧性的结局。正是缘于剧情、人物个性特征、不同文化环境等因素,莎氏、郑氏塑造的两个吝啬鬼人物形象未受时间洪流的洗刷,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必将发散出永恒的艺术光芒。     

热忱与冷峻的背后——《老实人》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化意蕴初探

读《老实人》和《阅微草堂笔记》,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其一热忱一冷峻的不同精神风貌。但在其背后,又有着理、情、心方面种种既相似又不同的文化意蕴。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千与千寻》中蕴含的日本传统文化

日本动画电影大师宫崎骏的代表作《千与千寻》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影片全名《千与千寻的神隐》中的＂神隐＂是日本古代特有的一种民俗现象;＂油屋＂中登场的各种形态各异的神灵具有浓郁的日本传统宗教文化色彩;汤婆婆通过夺取他人的真实姓名来支配他人的手段起源于日本古代的＂言灵＂信仰。宫崎骏正是想要通过《千与千寻》这部作品,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惜,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轻生"——并非‘轻松'地放弃生命——小说《时时刻刻》与《达洛维夫人》中的自杀现象探微

美国小说《时时刻刻》与英国小说《达洛维夫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时时刻刻》所描写的三位女主人公是《达洛维夫人》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外,还有一条主线把两本书连在一起——书中主要人物都与‘轻生’有缘。这部作品表现出来的看似轻而易举的＂轻生＂现象呈献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他们轻生并非他们不热爱生活,而有诸多社会环境原因,女性处境问题以及生存价值取向。     

以情节结构取代故事结构——论《创业史》的结构艺术

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能够较为成功地呈现5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风貌,其原因之一在于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尽管在表面上《创业史》呈现为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叙述的故事结构,但质言之,作品对集体化创业史的叙述更主要地呈现为情节结构,即作品的＂题叙＂、＂正文＂、＂结局＂在逻辑关系形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正文＂部分不侧重于情节的纵向发展,而由几个空间场面组接而成。这使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游刃有余地对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充分描述。     

《弗兰肯斯坦》——一幅马赛克镶嵌画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充满各种对话和不同声音,产生了＂异声同啸＂的复调效果,赋予小说强烈的弹性与张力,这些不同的声音也体现在小说的互文性上。作家对前文本进行了戏仿、改写、暗指,并运用普罗米修斯神话原型及引用他人的诗句,使整部小说产生了由不同文学作品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的艺术效果。     

论元杂剧《潇湘雨》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

元代是多种文化并存的时期。根据元代不同文化的特征,可将《潇湘雨》剧中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异质文化下产生的畸形文人形象。这三类人物的言与行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在相同时空下,他们相互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了《潇湘雨》必然性的大团圆结局。对《潇湘雨》大团圆结局所体现的反抗思想的认识和有悖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固有的"大团圆"结局审美机制则是引发后人争议的主要原因。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再生缘》结局之我见

学界对《再生缘》的结局主要持两种看法:悲剧结局说和已无需结局的结局说。两种观点一致认为《再生缘》的结局不可能是团圆结局。而若据原作文本中的一些重要伏笔,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陈端生的创作初衷恐怕确是让丽君复妆后与少华花烛成亲,也即《再生缘》的结局应是大团圆的结局。     

《论语》释疑二则

《论语》理解常有疑难。依据语境串讲原文,可以辨难释疑。＂无友不如己者＂：孔子并不反对广交友,＂不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的原则,是在劝诫君子＂成就仁德、谨慎交友＂的语境下提出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并不是肯定贫者贬低富者,《论语》原文是说＂（他们）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知礼节的人（更值得称道）＂。     

尹洙《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

尹洙的《五代春秋》是宋代史学模仿《春秋》书法的代表。一方面,《五代春秋》在书法形式上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以王纪年、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五种;另一方面,《五代春秋》在思想上继承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正统＂、＂尊王＂和＂攘夷＂四点。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雷雨》和《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心理的文化蕴涵

从爱的角度来认识,《雷雨》和《榆树下的欲望》两个剧本描写了两个成年人追求爱情的故事,由于文化的差异,在《榆》中,他们尽管需要接受惩罚,但还是获得了爱情;而《雷雨》则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追求真爱的最后结局只能是男死女疯。《榆》中人物主要表现了清教徒的信仰,《雷雨》中人物则表现了中国儒、道、佛文化中得以俗化的部分。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无为与反抗——《罗亭》《局外人》主人公的相似和差异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都属于"世纪病"患者,有着相似的心理特征:忧郁、冷漠和无为。本文从个人与自我、与他人和与社会诸关系不和谐的角度探寻罗亭和莫尔索如何成为忧郁、寡欢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多余人"和"局外人",力图阐明他们在无为与反抗背后的不同和差异。     

《百家姓》著者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经历宋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千年不废,影响深远。在＂三百千＂中,唯独《百家姓》的写作时间和著者不明。本文在宋朝王明清、明朝李诩、清朝王相等人详考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考证、推理,指出：《百家姓》的编著者,似是＂老儒＂钱俨;《百家姓》的编著时间,似是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二年（977）之间。     

《枣窗闲笔》辨伪论

《枣窗闲笔》提到的与曹雪芹有关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枣窗闲笔》的作者与＂脂评本＂中的＂脂研斋＂在说话口气、表达习惯等如此相似;他们都推崇八十回本《红楼梦》,提出＂程高续书说＂。但从《枣窗闲笔》的诸多自相矛盾的话及目的意图看,此书是为迎合＂新红学派＂观点而造,不具备文献价值。     

《水浒传》三纲观念识要——与《三国演义》、《红楼梦》作比较谈

＂三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种最主要的道德观念。《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对其是恭奉,《红楼梦》对其是讥讽。《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不只恭奉＂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主臣＂的君臣观,而且还恭奉＂执一而忠,有死不贰＂的君臣观;不只恭奉＂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而且还恭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对＂父为子纲＂是恪守的,意在＂移孝为忠＂。《红楼梦》则反对仕途经济道路,＂父与子＂的矛盾成了小说的主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皆宣扬＂男尊女卑＂,《红楼梦》则反之,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不合理的,认为＂夫为妻纲＂的观念是不合理的,认为以男性居于社会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