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商业贿赂呈现多元化,且凸显迅速蔓延之势.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系统工程,检察机关是治理商业贿赂的一支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职能主要是查处、预防和诉讼监督.监管制度缺失、入罪条件过严、侦查手段滞后和政策界限不清等因素影响了检察职能的发挥.文章分析了常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归纳了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特点,并分析了其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检察机关强化治理商业贿赂犯罪职能的举措.     

商业贿赂犯罪侦查若干问题研究

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从法理上指陈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相关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举措:(1)建立统一的商业贿赂犯罪侦查机构;(2)建立商业贿赂案件侦查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3)明确规定商业贿赂案件侦查的初查程序;(4)赋予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侦查措施。     

试论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是指在商业领域中,为谋取利益在经营者、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之间介绍贿赂的行为。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但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的规制却不够全面系统。文章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介绍贿赂罪的规定通过扩大客观范围,提高法定刑,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途径加以完善,从而合理有效地规制此类行为。     

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行贿人与受贿人、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自然人与单位等。根据行为人的身份、编制来确定刑事责任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要特征。仅仅因为身份上的差异,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商业活动中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况下,要比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受到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在商业贿赂犯罪中,不仅刑法对自然人比对单位规定了严厉得多的刑罚和低得多的构成条件,而且对非国有单位未规定非国有单位受贿罪,这极不利于惩治单位参与的大量商业贿赂犯罪。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     

论我国足球贿赂犯罪法益的确定

对足球贿赂犯罪法益的研究在解决足球贿赂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方面,以及其他诸多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可是我国关于足球贿赂犯罪法益的研究却很少。文章认为,足球贿赂犯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秩序,只有在这个基本认识之上我们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才能客观进行。     

论贿赂犯罪对象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以罪刑法定原则和客观解释论为核心展开

正确厘清贿赂犯罪的对象对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贿赂犯罪须臾离不开贿赂本身。我国刑法中关于贿赂的对象规定为财物不能够有效打击司法实践中手段日益多样化的贿赂犯罪行为。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我们应当遵循客观解释论的基本原理,解释贿赂即财物的基本含义。     

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预防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逐步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实践经历了四个具有显著特点的阶段,即“三反”“五反”运动阶段,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重视制度建设阶段和重视预防、源头治腐阶段,司法逐步成熟。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贿受贿犯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医药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特征、表现方式与处罚建议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其中,将《刑法》第163条中“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扩大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内容引人关注。而医药界这个频频曝出商业贿赂丑闻的行业也被列入惩治之列。医药商业贿赂已成为社会及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研究医药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特征、表现方式与处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用证犯罪惩治规制的国际化和我国的法律对策

伴随着对外贸易额的迅猛增长,信用证犯罪在我国也日渐猖獗。信用证犯罪具有很强的跨国性或涉外性,遏制信用证犯罪要在完善国内立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本文论述了信用证犯罪的国际性特征和信用证犯罪的基本手段,着重阐明了惩治规制信用证犯罪的国际标准,以此为参照,对我国如何完善立法,充分利用国际上现有的机制来惩治规制信用证犯罪提出了建议。     

中国古代惩治盗墓行为的礼俗传统和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针对盗墓现象,社会舆论一贯予以谴责,民间礼俗和国家法律也都呈示出严厉惩治的倾向.这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维系亲族感情、保障死者尊严、端正经济导向的特点.中国古代惩治盗墓行为的礼俗传统和法律制度尽管其文化背景有陈旧、落后的一面,盗墓恶报传说的形式和内容都可以说是反科学的,然而反盗墓的社会意识中合理的成分,在今天也许依然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电信诈骗犯罪的惩治与防范研究——由“徐玉玉事件”引发的思考

以徐玉玉事件为例,通过介绍电信诈骗形成的条件,总结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滋生的原因,然后着重分析了目前执法机关在侦查电信诈骗犯罪中的难点,最后基于前述的分析,对于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电信诈骗和惩治犯罪分子提出了四点建议,期望从根本上解决打击电信诈骗的困难,减少电信诈骗,扼制电信诈骗,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商业贿赂犯罪的全球考察——比较刑法视角下的法律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各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司法的特点，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犯罪法律实践存在的缺陷，得到了一些法律启示，为相关法律改革提供依据。     

医疗商业贿赂的成因与法律规制研究

医疗商业贿赂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经济、文化和体制根源,本文从恶性市场竞争,市场化医疗体制,潜规则的形成和监督体制四个方面剖析了医疗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并着重从立法层面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法律规制的方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反腐高压政策的影响,贿赂行为治理呈现明显的过罪化倾向:一方面,以对价关系淡化贿赂关系,使得犯罪圈明显扩张;另一方面,将对向关系升格为对向归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被架空。在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严和宽应分别表现为严密法网和适度限制罪质与罪量的评价,单向从严有违法治反腐的精神。贿赂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既要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增、改、废重塑贿赂犯罪实体法网,又要借由对价关系的实质认定重构贿赂犯罪的个别化评价标准,从而合理划定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贿罪比较研究——以“贿赂”、“为他人谋利益”为中心

"贿赂"、"为他人谋利益"是传统刑法理论中受贿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贿赂不仅仅指财物,包括一切物质利益及非物质利益,从而使当今危害甚为严重的性贿赂等行为受到受贿罪的规范与制约;"为他人谋利益"不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而应是主观要件,这样既避免了受贿行为与"为他人谋利益"不同步时刑法的尴尬,也恰当地使受贿罪区别于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同时为了避免歧义,可将其表述为"为了他人的利益".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惩治策略研究--一种犯罪学的分析路径

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 97刑法增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条款 ,作出了立法反应。对这种特殊形态的犯罪如何有效地惩治与防范 ,已是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犯罪学极富价值的课题。从建国初期新生政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策略其效用来看 ,对当代中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实践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双本位控制 ;打击与促进社会整合相结合 ;宽严相济的灵活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