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吐蕃灭亡吐谷浑之后,唐蕃争夺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和青海的战争,相当激烈,至今青海境内、黄河北岸还有多处名为“汉血原”和“汉尸原”的地方,遗存着当年战争的酷烈.到680年,吐蕃已“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岭(?)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安史之乱起,唐朝驻守河陇的精兵猛将调回关陕一带,吐蕃乘机占领河陇,只有一些孤城在吐蕃包围下,苦战坚守.781年,沙州坚守十一年后,因弹尽粮绝,才与吐蕃签订城下之盟.至自,吐蕃在隐定住对西域、河陇的统治.851年(大中五年),吐蕃王廷内讧,无暇东顾,张义潮举兵起义,收复瓜、沙、伊诸州.到866年,吐蕃最后退出西域,河陇失地重归唐版籍.在这占领西域、河陇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吐蕃几乎     

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从河西、陇右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长期窥伺唐朝西北地区的吐蕃,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至贞元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从此,河、陇地区相继为吐蕃所统治。若从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进据陇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河、陇的统治时止,吐蕃统治这一地区近百年之久。     

蕃唐噶尔(论氏)世家(下)

论钦陵是禄东赞的第二子,藏文全名是钦陵赞卓(Mgan-blon-khri-Vbring-btsan-brod),自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即曾率领军队攻打吐谷浑。其后经营西域,670年(咸亨元年)大败唐名将薜仁贵于青海的大非川,(在今青海西宁市西苦海子大草原)696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又败大将王孝杰于甘肃的素罗汗山,(在今甘肃碌曲县西倾山附近)成为吐蕃开拓疆土的有功将领。他担任大论十余年,是掌握军政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薛宗正吐蕃乃藏族的先民，公元六世纪末其核心部落悉补野氏崛兴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邪垄地区，一统帕米尔高原诸羌。至松赞同布之世又拓境河源，与唐朝联兵，共灭吐谷浑，瓜分其国，噶尔家族柄政之世与唐朝关系恶化，自龙朔元年（６６１）攻占护窑，...     

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述——于阗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及特点

7世纪初叶,悉补野家族建立了吐蕃政权。到了8世纪中叶,吐蕃开始入居西域。为了加强和稳定该地区的统治,吐蕃从本土各部落中抽调部分部落迁往广袤的西域。文章对西域的于阗和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的氏族属性及特点作了探讨和分析。     

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

元代西北诸王海都前后三次自西域斡端(今新疆和田)南下进扰西藏地界,分别是止贡之变、元贞元年(1295)之乱、延祐六年(1319)之乱。藏文史料仅有“止贡之变”的记载,且一些史书将“止贡之变”与元贞元年海都属下亦怜真进扰西藏混淆为一。结合汉藏史料可知,元贞元年之乱与止贡之变是海都不同时间段的两次扰藏行为,并非同一次,止贡之变结束于1290年。前两次领兵进藏平叛诸王是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铁木儿不花,第三次为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元朝出兵平息西域海都对西藏的进扰,并建立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古军都元帅府,巩固了在西藏地方的统治,使西藏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吐蕃佛教与西域

西域,在藏文中称“黎域”,即现在的新疆南部地区。它是古代东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亦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曾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依据有关藏文史籍,仅对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一,西域的概念及历史渊源西域的概念,在藏文史籍中比较含糊。《黎域悬记》中的西域,特     

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

洪武二年(1369),明西征军攻克临洮,始与吐蕃接触,自此数次遣使进入藏族地区招谕当地僧俗官员上层人士弃元降明.三年(1370)五月,明军复从临洮进入河州,逾半月,明廷即命令三名僧人出使。为首者名克新。此即《明实录》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条下所记:“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据此可知,克新乃明初汉僧最早入藏者,然而今存洪武朝实录经过数次修订,记事未必首尾完具,即以克新为例,其出使抵西域何地,返归复命于何时都不见记载。克新此后     

吐蕃与大食早期经济往来

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地区就与华北、葱岭以西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往来,吐蕃王朝的建立为促进青藏高原的统一,发展与青藏高原外部的联系创造了条件。吐蕃不仅积极参与东西方丝路贸易,而且其在西域、中亚的军事活动本身就兼具商业目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吐蕃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吐蕃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为吐蕃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吐蕃简牍保护简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吐蕃简牍对于研究、探讨唐代吐蕃在西域的活动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些若羌县米兰古城考古发掘吐蕃木简与文书的具体状况值得学界关注。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唐代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考

公元7—9世纪吐蕃进出塔里木盆地期间,于阗(今和田地区)成为其重要的控制区域,当时通过克利雅山口,经过于阗,北至麻扎塔格的路线,人员往来频繁,为吐蕃至塔里木盆地的主要路线之一。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条路线的走向、沿途的重要地点以及军旅、僧众的往来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交往的这条重要路线及其历史影响。     

唐蕃松州之战探微

松州之战是唐蕃之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是唐蕃直接重视对方的开始。正史描述松州之战时,称唐方"大捷"。事实上,吐蕃军队达二十万之众,受到唐军偷袭,损失千余人,就撤军回蕃,难免不让人重新审视这次"大捷"。战后,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唐朝势力逐渐退出吐谷浑,吐蕃取代了唐朝在吐谷浑的地位。唐朝失去吐谷浑,不仅失去战略缓冲区域,而且也将难以保证西域交通的安全。因此,松州之战使唐朝失去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竹竿子与西藏传统乐舞关系试探

宋代宫廷乐舞表演者参军色所持舞具"竹竿子"源于古代引舞之旌旗,但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西藏传统艺术热巴舞中持旄牛尾而舞的表演形式之影响,这种影响大约在吐蕃时期发生,通过西域而传入中原宫廷,它可以视为汉藏艺术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例证.     

吐蕃末世史考述

自可黎可足赞普薨逝之后,一度称雄于亚洲大陆的吐蕃王国急骤走向衰亡,进入末世。这段历史,汉、藏史料皆有所记载,而皆零乱、芜杂,须加清理,契其要领,理其脉络。 一 灭法名王达磨的政治业绩审视 可黎可足的下任君主即达磨,又作朗达磨,此王即位之岁即前王薨逝之年。对此,学术界异说纷纭。主要有开成元年(836)说;开成三年(838)说;开成四年(839)说;会昌元年(841)说;会昌二年(842)说等五种不同记载。我认为其中第一种说法最为可信。据《青史》页34,“甲午年(唐宪宗元和九年)……选立喀里喀穹(即可黎可     

藏汉友谊二三事

和盟碑在拉萨八角里头矗立着一座大石碑,那就是有名的"舅甥和盟碑".唐太宗李世民曾以唐室宗女文成公主嫁藏王松赞干布(当时叫吐蕃王),故唐、吐蕃间有舅甥之称.到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遣使入吐蕃又一次缔结盟约,并置碑刻石志其经过,这座碑就叫作"舅甥和盟碑".碑上头镌有藏汉两种文字,记录了和盟的经     

试论唃厮啰政权对北宋王朝建设及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

唃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存在于中国西北的吐蕃诸政权中的一个,活跃于11～12世纪,其作为当时丝绸之路南路的实际控制者和吐蕃民族最有势力的政权,对北宋政权建设和经略河湟的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联宋制夏给北宋以有力的援助,是北宋战马的主要供给者和保障北宋到西域商贸交通线的安全三个方面.     

松赞干布发兵助王玄策事析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相助唐使王玄策,击败中天竺(今印度),夺回天竺诸国向唐贡物。这一史事充分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汉藏两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友谊的一页。一公元7世纪初,天竺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部分。其时,唐王朝与天竺诸部来往较密,关系也很和睦。贞观初,各天竺均曾一再遣使唐朝,唐太宗也几次派梁怀璥、王玄策等人出使天竺,并派人到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唐太宗还派出高僧玄奘去天竺游学,玄奘在印度历时15年,广会僧众,遍游天竺。回国时带回大量佛经。     

回鹘与吐蕃对北庭、西州、凉州的争夺

七世纪初叶,正当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相对寂静、滞息而缺乏活力时,亚洲东部、北部,一直到西藏、新疆及其阿拉伯半岛地区却显得异常活跃,唐、回纥(鹘)、吐蕃、阿拉伯的相继崛起,给这些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也启动了此一广阔区域内务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回纥与吐蕃间的早期民族关系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揭开序幕的。 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延续时间很长,以84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由于回鹘、吐蕃两大政权皆处于相对兴盛时期,基于对西域、河西两大沃野肥地的垂涎,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觊觎,双方间围绕着北庭、西州、凉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夺战;后期,回鹘、吐蕃统一政权不复存在,双方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争战,所以,双方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睦邻友好、团结互助的迹象。 关于840年以后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本文将探讨的是回鹘与吐蕃间在840年以前以相互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拟分为争夺北庭、争夺西州、争夺凉州三大部分论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