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袁世凯“皇帝梦”天数问题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读史札记”栏发表的李永璞同志《袁世凯做皇帝天数的订正》一文认为,袁世凯做皇帝的天数,根据他复辟帝制的史实进行计算,因起算的日期不同,可有两说:从他于1915年12月12日承认帝位之日起至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102天;从他于1916年1月1日改元“洪宪”之日起至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82天,“两说均不悖史实,合于惯例,皆可成立”。但     

谈视觉表现的“七戒”

商业包装与广告设计的视觉表现形式和方法多种多样,真可说变幻无穷,人们是难以概括出其究竟有多少种类.不断发展创新是解决主观和客观需要的根本办法,正像希腊谚语说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在艺术创造中,只有善于自我突破者才会获得常胜.但是,视觉表现方法虽然是千变万化的,却有着一些基本规律可循.俗话说得好:“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去表现总要遵守一定的宗旨,要按人们的认识规律和视觉心理去体现设计的内涵.从表意的角度来讲,如果视觉表现是用无声的语言“说话”用形象的“文字”作文,那么视觉表现设计与写文章便有着相通之处.因此,清末文学家刘熙载的写文“七戒”可以给我们相应的启示.写文“七戒”曰:“旨戒杂,局戒乱,气戒破,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视觉表现设计借鉴写文”七戒”年如下理解:旨戒杂.旨者,宗旨,目的.在包装与广告的视觉表现中要有鲜明的主题,一切形式成分均应围绕设计的目的与要表现的中心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但是,信息表现的目的应当是集中的,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具有明确而生动的主题效应.设计要把创造表现对象的典型个性作为主导,把塑造视觉形象个性作为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如果表达的信息内容不统一,追求过多的信息量,往往会使设计表现得杂乱无章,造     

关于袁记“大典筹备处”成立时间问题

曾经为袁世凯的“登极”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典筹备处”的成立时间问题,过去各种史著的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说法: 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该处成立于1915年9月间。他说,“所谓大典筹备处者,于9月下旬已经成立。在总统府设办事机关,其处长、处员,皆袁氏自行任命。”以后附和此说的,大有人在。诸如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     

蔡锷出京与袁世凯的智斗及史实订正

关于蔡锷出京一段历史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15年末,在北京帝制运动的一片喧嚣声中,蔡锷悄然离京赴日本,又潜赴云南,举起了护国的旗帜。蔡锷成为“再造共和”的伟人后,这一段历史便被人们编写成为生动有趣的故事,以致众说纷纭,一些史书也难免受其影响,认为蔡锷是逃离北京的,然后从天津不辞而别潜赴日本。(见《蔡锷传》第94—97页;《护国运动史》第141—142页;蔡端:《蔡锷集》第43页)实际上蔡锷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日本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当时的《政府公报》登载了蔡锷的四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一段历史真情,也可以看出蔡锷所采取的斗争策略。     

試論1912—1915年袁世凱政权的性质

史学界对1912—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近四年的政权性质或避而不谈。或笼统地冠以“反动统治”而了事。笔者综合研究分析了反映1912一1915年袁世凯政权性质的诸要素。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权仍属资产阶级性质。不揣冒昧,略陈管见,祈请识者指正。     

二年制高职法律事务专业设置的思考

为加快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型、岗位型、应用型人才,2003年12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二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学制改革,高职要从三年改为两年(包括高专)”。与此同时,为规范专业名称,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自2005年开始,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使用统一规范的名称和专业代码。湖南省教育厅湘教通[2004]310号《关于做好2005年高职学院成人高校新增专业条件审核和备案工作的通知》第八条规定:“过去已开设的专业与《专业目录》不一致…     

吴玉章与护国运动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遭到袁世凯明令通辑,满怀悲愤的被迫亡命法国.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紧锣密鼓,妄图帝制自为.时在法国的吴玉章忧心如焚,惦念祖国,期盼着革命火焰再起.正当袁世凯沐猴而冠,准备黄袍加身,粉墨登场的时候,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帝制的浪潮中宣布云     

袁世凯撰著兵书笺考

<正>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书,奠下了中国近代西法练兵的基础。前些年,有言敦源的后人公布了一组当年袁世凯、徐世昌致言敦源的手札及后来言氏的题记(见王成圣:《北洋首要零简》,台湾《中外杂志》第21卷第3期),提供了袁世凯撰修《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一五年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漾电的考证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并于1915年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各省先后响应。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即崩溃瓦解。关于这一段护国运动历史,已有不少论述,但对1915年云南都督府将军唐继尧、巡按史任可澄发表的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漾电的内容竟有差异。例如,由云龙的《护国运动史稿》、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等书所引用的漾电与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以及中国社会     

“诗”与“偈”不能混淆

《石头记》甲戍本第一回,在“无材可去补苍天”旁,脂砚斋批云:“书之本旨。”稍后,在“满纸荒唐言”一诗后批曰“此是第一首标题诗”。在“未卜三生愿”旁,脂砚斋批云:“这是第一首诗”。但却不批比这首诗出现更早的“惯养娇生笑你痴”为第一首诗.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详见《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一文中     

陈宦入川及其“清乡”活动

1915年,袁世凯在其正式称帝前夕,为了控制西南地区,统一地方势力,处心积虑,选派了他的亲信,号称“军事智囊”陈宦,率重兵入川,以控制四川并镇慑邻省滇黔。陈宦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重用下,为其主子图川,竭尽全力,大效犬马之劳,尤以发动所谓“剿匪清乡”,更为世人所瞩目,使四川人民深受其害。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柳宗元集》地点一误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点校本卷八《段太尉逸事状》有“宗元赏出入岐周、邠鳌间,过真定,北上马岭”一语(见该集第178页),各古本与点校本相同。笔者以为“真定”当为“安定”之误。其理由如次: (1) 事状中记段秀实为“泾州刺史”,曾“过岐”,白孝     

惠能"无相戒"发微

无相戒，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惠能独创的一种止恶行善的戒律。法海本《坛经》开头曰：“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何谓无相戒呢？戒，梵语为“尸罗”，意谓行为、习惯、性格、道德、虔敬。其中，好的行为、习惯等称为善戒；坏的行为、习惯等称为恶戒。但是，一般限定戒指净戒、善戒，特指为出家、在家信徒所制定的戒规，具有防非止恶作用。以戒为实践佛道的基础，故它与定学、慧学合称三学；又与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合称五分法身。再就大乘佛教而言，它又是六波罗蜜（布施、忍辱、精进、禅定…     

鲁迅与弩机

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按照当时职责规定,“搜集古物事项”是他主管的一个内容,弩机就是他搜求古物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1915年1月28日的《鲁迅日记》里载:“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     

吴禄贞死于谁手?

长期以来,吴禄贞被刺流传着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个人之私仇而被人杀害;二说是为清政府所干掉;三说是系为袁世凯收买吴的部下所干的丑恶勾当。 主张一说的主要为载涛等人,他于1964年著文驳斥了袁世凯和清廷派人刺杀呆禄贞的说法,并指出,“据我所知:既非袁之所为,亦非清政府所干,仅系由于个人的私仇,致酿咸适逢会的凶杀而已”(载涛:《吴禄贞被刺真相》)。 主张二说由清政府派人刺杀吴禄贞者,有陈铴璋、李剑农等人。陈在所著《细说北洋》一书中写道:“清廷恐吴将来有变,乃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藉以联络。可是吴不为利诱而动摇,进而截留清军运往湖北之军火,并弹劾荫昌误国大罪。清廷既不肯明令责斥吴禄贞,又深恐其举兵发难进攻北京,不得已只出于下策,于宣统三年(1911)以金钱收买被吴黜退之部属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及标统马蕙田,在九月十六日深夜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正太铁路站房之办公室内。而后割取吴之首级,逃京献功。”李剑农在其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写道:“清廷见吴的行动有异,乃阳任吴为山西巡抚,阴遣人刺杀之于石家庄。” 然而第三说的主张,吴禄贞系为袁世凯所刺的人论证较多。起先,他们多半也是主观推论,如《大同报》所载之《民国春秋》就曾大书特书道:“袁世凯使人暗杀吴禄     

章太炎书赠鲁迅字幅辨证

章太炎在1915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钱粮胡同期间,曾书赠鲁迅字幅一条,此事在该年6月17日的《鲁迅日记》亦有所记载:“下午许季市(寿裳)来,并持来章师(太炎)书一幅,自所写与”。最早披露此条字幅内容的,大概是黄裳同志所著《锦帆集外》中的《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摘录如下:“许(广平)先生又拿出两卷字画来。……最大的一张是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才’,下题‘章炳麟’”。据笔者查阅郭庆藩编《庄子集释·天     

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书后

树碑立传,最易失实,亦最忌失实。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见《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3辑)对陈炯明的溢美,竟至杜撰,未免可惜!其铭文所谓“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嘉坡”。这种说法,稽之史实,相去甚远。当时各省讨袁军兴,江西李烈钧首先发难,安徽柏文蔚继之,而广东还在观望。是年(1913年)六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即任陈炯明为广东都督。经过讨价还价,陈炯明终于接受袁世凯的伪命。后来,迫于形势,“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