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论晋代乱世文学中刘琨诗文的悲情

晋末社会动乱,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文人命同鸡犬。黑暗的现实致使众多文士回归老庄,但社会中仍出现了敢于面对黑暗现实的爱国诗人。刘琨是其杰出的代表,其诗文充满乱世悲情,主要表现在乱世亡国之悲、个人命运之悲、人格气节之悲上。形成其悲情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乱世时局与坎坷人生、儒学复振与士人反思、对楚辞系列"悲怨"风格的继承等。     

明前期台阁文人之作家论

明前期台阁文人论作家,往往忽视其天赋个性对诗歌创作之影响,而强调后天之学识涵养. 但后者并非指对偶格律等诗歌创作技巧的学习,而是以学识"理性情",以盛世光岳之气涵养诗人性格,使之更易达到台阁体颂世鸣盛之要求. 台阁文人同样忽略诗人穷达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有诗"穷而工"与"达而工"两种看似对立之观点,但无论"穷"、"达"均能表现出盛世之音,"工"专指诗歌内容风格符合"性情之正".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生命悲歌与文学经典

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在生存状况上以贫困居多,而文学经典也往往以描写贫困为主要内容。这种文人与作品的双重"贫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常态。文人的贫困虽然有拙于生事的原因,但主要源于科举和仕途的蹭蹬。有的文人不善处穷,往往以琐碎之笔描写贫困之状,但更多的文人并不以贫困为忧,仍坚守着对"道"的追求。当诗歌不能给诗人带来成功,诗人往往将诗歌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穷而后工"在这样的语境中具有非常充沛的生命意义。文学史上的这种生态现象值得认真总结。     

从清代"盛世"文人的生活困境看文人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因

清代中期虽为"盛世",但带给大多数普通文人的却是穷困和痛苦,而与广大士人同处于生存困境之中,这是吴敬梓、夏敬渠、李百川等文人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相同的原因之一,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清代中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集中出现的这一重要现象.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著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士人与文人——文人画产生的社会学基础

近人陈师曾认为：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但是,究竟何为文人,他并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且,他对文人与士人的复杂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有时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本文通过梳理士人与文人的演变、分化与合流的过程认为,正是具有文人属性的士大夫阶层大量地参与绘画创作,才催生出了文人画,并不断地推动文人画的发展演进。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浑身是宝的大白菜

白菜,属于十字花科,是地道的"中国产"。考古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就曾发现过白菜籽,这说明我国栽培白菜的历史起码在6000年以上。我国古代称白菜为"菘",俗称包菜、黄芽菜,民间有"百菜之王"美称。历代文人对白菜称赞有加。宋朝诗人范成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论清初“贰臣”诗人的愧辱心态

明亡清兴之后,有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的"贰臣",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当时较为著名的诗人.有些贰臣诗人在入清初期还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可谓位高权重.但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人大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怀有愧辱之情,这种愧辱之情表达了入清初期一部分文人的心态.     

雪梅(二首)

题解作者以"雪梅"为题,作诗共二首, 这是第一首,评论了梅、雪各有所长。注释①骚人:文人,诗人。阁:通"搁",弃置。费评章:难评高下。     

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边缘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里程碑的重要地位。     

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初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以叶燮、尤侗、汪琬为中心

本文聚焦叶燮、尤侗、汪琬的"序跋",探讨这些清初吴中学人在历史嬗变时期对中国文学的源流、系别、特征的研究状况,揭示他们的文学襟怀、视野和精神.清初吴中三大学人领悟往圣先哲之绝响,品评诗人学者的行状,抉其幽微,发其大道,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从文学批评史料学的角度看,这种序跋,包含了有关文学接受和诗人风格的评论,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和理论资源.     

论西方自然诗的三种境界

西方自然诗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自然,使自然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境界。一是"无我之境",强调自然的愉悦功能,注重反映和再现自然美本身,"无我之境"是西方自然诗中最为普遍的情形;二是"有我之境",突出自然的寄情功能,诗人将自我情感外化于自然,使自然"皆着我之色彩","有我之境"在西方自然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三是"忘我之境",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物我关系的最高境界。     

中古隐逸文化的佛学基础

在封建体制内,出处(仕隐)关系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魏晋到隋唐,随着政治局势的盛衰变化,士人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或是和谐、或是冲突,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隐到亦官亦隐,再到中隐,是士人给出的答案。从思想根源上看,佛学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维摩诘经》的不二法荡相遣执,消除各种差别;禅宗进一步发挥般若之"空",涤除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对立;生活禅则将"空"之否定转化为对日常生活之"有"的肯定,士人通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建构,最终消融了出处的矛盾,使身心得以安顿。     

从“宋玉悲秋”看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

悲秋自宋玉开始,成了中国文人创作的情感母题。本文结合中国古代咏秋诗文探讨中国士人悲秋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悲秋对后代文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