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自觉:造就一代“教育大家”(下)

正救国兴学——民族性思想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是那个贫穷落后、动荡不安时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许许多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兴国之路,而且,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更有一批高瞻远瞩、志存高远的人,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各自走出一条与众不同、卓有成效的教育兴国之路,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培养民族精英、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试论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改造”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留学美国,师承杜威。他在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教育观念,并将其一一付诸实践。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改造及其实践,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陶行知“中国化改造”后的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教育理论的实践品格与教育研究的“走转改”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鲜明的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理论的实践品格。教育研究工作者必须秉持教育理论的实践品格,自觉主动走转改,正学风、转作风、改文风。要立足实践、改变理论研究抽象思辨的学风,要尊重实践、转变研究工作不切实际的作风,要服务实践、改变研究成果玄虚晦涩的文风,和一线实践工作者一道努力,共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教育理论工作者”角色的澄清与反思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偏重于理论的建构,造成教育理论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教育实践,也导致教育理论研究在逻辑思辨中远离教育现实的实践逻辑。教育理论工作者并非一线教师的“救世主”,也绝非他们的导师,而只是他们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教育理论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指引教育实践,更要促进研究者完善自身的实践。理论研究本身需要研究者内在的兴趣和责任感。如果教育理论工作者把金钱、利益、名誉和地位作为从业的唯一目的,仅把从事理论研究作为获取外在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就极易把教育理论研究引向歧途。     

“微时代”高等艺术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境遇与对策

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移动终端迅速普及,微博、微信等微媒体方兴未艾。面对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加速融合的新形势,高等艺术院校必须筑牢思想防线,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进一步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有效发挥“微平台”优势,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强化艺术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变”与“不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永恒命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面临着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境遇。面对全媒体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因时而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时代化。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也要夯实理论根基、遵循育人规律、坚持基本原则,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力、说服力、引导力,在求“变”中坚持“不变”。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既要秉持“求新求变”的理念,也要有坚守“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在全面准确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     

蒙台梭利教学法在中国:导入、实践及反思(上)

蒙台梭利教学法于1913年传入中国,引起众多教育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反复的教学实践后又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获得广泛追捧。探究蒙氏教学法在中国的导入、实践历程,并据此评析该教学方法在中国传播的利弊得失,以供现阶段研究、采用蒙氏教学法是大有裨益的。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论断的三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教育重大战略地位的新认识,体现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探析这一论断的历史逻辑进程、科学理论内涵以及实践根源和发展路径,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捧出“一颗心”感悟“真教育”——学习陶行知师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札记

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的大会上说：“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热情赞扬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陶行知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它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赋与人才资源,并拥有统治全国的合法性,此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所依赖的核心区(全国性核心区).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之下,又存在着大区的核心区以及高层、中层、低层政区的核心区等不同层级的核心区;王朝国家即通过控制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以实现对帝国疆域的控制.     

西部地区教育公平70年:“要上学”与“上好学”

“要上学”与“上好学”分别指向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处于全国教育排名末端,究其根源,是欠合理制度因社会变迁而造成的结构性紧张。从教育公平视角研究西部地区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分析西部地区教育制度效能。要实现西部地区从“要上学”向“上好学”的目标转换,需进行以学校为中心的协同创新,加大以人和智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专项扶贫,发展特色职业教育以及全面改薄,为西部地区提供最适切教育,实现质量公平。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

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就应该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新情况,在坚持指导思想、根本任务、根本目的、主要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素养、教育方法、主体结构的变化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是"不变"的实践智慧,"不变"是"变"的本质彰显,"变"与"不变"辩证统一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中。     

超越与涵养:爱的理论与当下教育之“爱”的错位

当代人很少去追索爱的意蕴了,爱原来是最哲学和最伦理学的。柏拉图或者古希腊的爱是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把哲学当作诗歌与戏剧来欣赏,以情感的迷狂对待爱,爱是生殖,形成肉体和精神的不朽,以知识和沉思的生活为对象,形成科学——相应的教育是辩证法,以知识与理性为核心。教育是知识的生殖与孕育,通过爱,使知识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达到不朽。孔孟或者中国的爱是伦理学的,以道德趣味和交往实践为对象,形成性情与行为实践,针对人而不针对知识,没有形成科学——相应的教育是情,以性情为核心。教育是体认仁知合一的实践,是修己治人,在于探索自己身上爱的道理,把爱的能力施展出来。不尊重知识、妄解经典、追求庸俗的实用等反智主义教育现象,是中国当下教育的弊病之一。     

“理性—进步主义”的困境:“历史”与英国思想界的“宗教复兴”(1930—1960)

宗教的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重新受到英国知识界及思想界的肯定。面对西方社会的政治与伦理危机,宗教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思考过去与未来、发展与传统、进步与退化等问题时采用的常见视角。在包括汤因比、道森和巴特菲尔德在内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看来,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的有限性,企图通过理性把握历史的发展过程,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他们反对这种世俗的进步观念,同时指出历史的终极意义来自上帝,历史规律无法为人类所洞悉,真正的进步来自于个体对于上帝的不断理解。通过考察这种虽已久被遗忘,却曾一度在英国思想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历史观,可以丰富对于20世纪英国历史思想的认识,加深对于进步的观念史的理解,帮助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世俗化问题。     

“后百亿时代”:以文化自律与创新推动电影产业再度振兴

中国电影在赢得100亿票房的业绩后,事实上,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文化挑战。突出的问题在于,当下市场严重失序,失去了文化的自律性,逐步形成了一种市场金本位的定势。吸金的思维定势代替了人文的主体性以及艺术的创新与智慧,开启了一种仅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市场方向,造成人文原创性的匮乏以及大片的文化贫血症。针对此种现状,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创造了多少GDP新高,而是今后能否以文化的自律性与艺术的创新精神来提升电影的思想力度与文化品格,在社会审美的意义上实现向现代审美的转换。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其固有的精神本源性及其核心价值应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与责任,引导我们的电影产业在与文化的和谐共生中实现再度振兴,为将电影产业做成我们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进。     

“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     

新闻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的研究与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发展,传媒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新闻教育为了适应传媒发展,使培养的人才更具竞争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应进行一些调整:重视理论教学的前瞻性和实践教学的开放性,重视思维能力训练和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重视培养科学精神和提高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