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学说的道德基础

中国古代的廉政学说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它要求官员廉洁,但不回避官员的利益问题,而是强调厚禄对于官员廉洁的重要性。它要求官员遵守道义,以此作为廉洁的准则,但不反对官员追求富贵,而是要官员得其应得,不求分外之物。它没有将廉洁视为官德的最高境界,而仅看作是官员的基本要求。它强调官员廉洁自律的道德价值,要求官员注重自我修养,社会加强官德教育。     

君主官僚制视域下传统官德实践困境及启示

君主官僚制视域下传统官德以各学说人性论作为伦理基础,并主要通过官员选拔、奖贤惩佞等方式塑造。官德教条在实践中受君主专断权力、官僚组织集体行动及官员个体道德辩护的三重约束。官员德行堕落导致爱民、养民的民本治国理念退化为弃民、虐民。这既违背了君主官僚制的设计初衷,也无法满足其谋求的治理结果。新时代官德建设应通过制度性政治权威塑造官员理想信念、优化党组织运作机制化解官僚组织反道德倾向、以党性涵养拉动官员职业道德修炼等,多方并举、共同施策。     

试论我国当前的官德建设

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以德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当前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的官德体系,加强官德建设,有效防范政府官员的腐败,提高行政效能。     

古今官德理论比较——论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古今道德哲学之争的背景下考察了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优缺点。从官德建设的必要性来看,现代更强调的是制度建设,道德最多起辅助性作用,而古代则把官员道德建设放在了政治实践的首要位置;从官德建设的主体来看,现代更注重公务员外在的行为,做人与做官是分离的,而古代更注重政治家内在的人格,做人与做官是合一的;从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来看,现代把官员行为的正当性放在首位,以确保公务员行为的可控性,而古代把官员的内在幸福放在首位,以确保政治家道德建设的内在动力;从官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现代把这两者看成是内在对立的,而古代能够在官员自身内部实现官民利益的和谐一致,这就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吻合了;从官员的德能关系来看,现代把能力排除在道德的范围之外,而古代可以确保德能的高度统一,这就使得优秀的官员能够适应转型期社会的综合要求。     

我国官德思想建设刍议

各级官员的政治道德如何 ,关系着国家或政党的兴衰成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官德思想的发展情况 ,提出了当前加强官德思想建设的基本思路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官德与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官吏道德对社会稳定的重大作用.官德之所以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作用,是同官德起作用的特点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吏",而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稳定是头等重要大事的当前,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官员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简论道德建设中的官德建设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引导整个道德建设的方向，官德是社会公共道德的榜样，是道德进步的重要保障。我国当代官德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要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牢固确立先进的道德意识、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构和加强党政干部的自身修养来努力搞好官德建设。     

纪昀的官员道德思想探析

纪昀身为清朝乾嘉两朝重臣,他忠于清王朝.作为一名封建社会正统文人,他以犀利的眼光察觉到封建末世的危机,吏治腐败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他承继儒家"为政以德"的官德思想,以救世之心,主张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实现社会的平衡与有序.     

权力制衡机制是否完善是官德建设的关键

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 ,公共权力的不规范操作容易给少数人带来利益最大化 ,这样就刺激了人们对权力“寻租”的冲动 ,为权力腐败制造了条件。因此 ,要彻底消除权力腐败 ,势必要提高官德水平。要善于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能有效地预防权力失范和增强官员道德的中国特色的官德建设之路。建立和完善那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官德建设成败的关键     

权力制衡机制是否完善是官德建设的关键

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公共权力的不规范操作容易给少数人带来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刺激了人们对权力“寻租”的冲动，为权力腐败制造了条件。因此，要彻底消除权力腐败，势必要提高官德水平。要善于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能有效地预防权力失范和增强官员道德的中国特色的官德建设之路。建立和完善那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官德建设成败的关键。     

中国廉政制度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有一整套廉政制度,但制度反腐却未取得明显实效,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制度反腐未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在于:廉政制度的适应性状况不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廉政制度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相适应;廉政制度与制度实施机制不相适应。其根源在于:现有廉政制度效率释放已尽;新的廉政制度变迁动力不足;廉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公务员道德素质的法制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官.本文从提倡公务员道德素质的法制化入手,论证了公务员道德素质法制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提出了公务员道德素质法制化的具体构想.     

美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以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为例

我国风险投资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形成一定规模,但和美国相比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制约。我国政府主要采用直接出资方式给予风险投资直接扶持,并且扶持方式比较单一。而美国政府主要采用多种方式组合运用在宏观层面上给予风险投资间接扶持。因此我国政府应在借鉴美国政府成功做法基础之上,采用多种间接扶持方式组合运用,从而为风险投资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伦理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伦理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其中既有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容,也有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出现了政府伦理失范。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认真分析政府伦理失范的表现类型及其成因,积极寻找治理的对策,加强政府伦理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中行政人员的伦理思考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为民服务,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而且必须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主要应从行政人员的"公共人"角色、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对干部道德建设的启示

传统德治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这一治国思想,对今天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和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廉政风险防控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廉政风险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生活中不能廉洁从政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创新举措,自2011年在全国推广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但在基层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缺乏高层次制度规范、缺乏社会参与度和缺乏基层执行主体的支持等困境。为了更好地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高其有效性,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指导规范层次;创造条件增加社会参与程度,提高风险点排查的真实性;借助科学信息系统技术,创新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农民工培训的逆向选择及破解对策分析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农民工培训。目前,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加大;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却缺乏积极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工培训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破解对策就是农民工通过“信号传递”的方式使企业了解到其个人素质的完全信息,这样企业将针对高素质农民工与低素质农民工制定不同的服务合同。政府在农民工培训过程中要加强政策导向投入、财政支付投入以及技能凭证管理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