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洲词派中魏氏家族词人新考

柳洲词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重要词派,地处嘉善魏塘.依据一是戈元颖、陈谋道等编<柳洲词选>所收的词人词作,二是明末清初以"柳洲八子"称名的活跃于魏塘的词人唱和群体.柳洲词派最有特点的传承方式就是以典型的江南望族文化为主环链进行词学上的相互影响和承续.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清初词坛对蒋捷《竹山词》的受容

蒋捷,宋末遗民词人,其<竹山词>备受历代词坛的关注.清初是蒋捷词传播接受的发展期,词人或选家主要借助参与性接受方式从词作流播、词韵词调、词体艺术等着眼,既有效法实践,又有品评鉴赏,对清初"家白石而户玉田"的显性词学状况是为重要补足,并推动竹山词学不断走向繁盛.     

《须溪词》遗民心态的变异及溯源

研究刘辰翁及其<须溪词>者众多,然而就刘辰翁志节言,一致认为是位出色的爱国者,对前朝的忠贞始终不渝,直到终老.其实检阅<须溪词>,刘辰翁的遗民心态也非全如此.刘辰翁<须溪词>的遗民思想、隐逸心态也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他后期的某些心态相对全词的主体遗民思想而言,确实又带有变异的色彩.虽然这种现象比较微妙,不容易查考,也不能遮掩词人的总体精神风貌,但无疑也是当时词人的实际情感思想的表现,客观上为我们比较全面真实地研究刘辰翁<须溪词>的遗民心态提供了新的探测点,而这却正是历来评家所 忽视的.     

彭孙通词学思想发探

彭孙道是清初词坛上一位优秀的词人,被王士禛誉为"近代词人第一".他的词学思想也颇有独到之处,本文结合<金粟词话>,探究其词学思想.本文首次总结出他在词论上以自然为宗,并举雕琢;兼容并包,不以婉约、豪放争长;积极倡导,纠云间之弊三个方面的特点.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的文献和理论价值

<历代词人考略>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的一部词话,同出一源的三十七卷本<历代词人考略>和<宋人词话>共汇集了有关唐宋词人六百八十多家的文献资料以及况周颐给每位词人写的词人小传和按语.<历代词人考略>是况周颐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补充,对认识况周颐的词学范畴、词学史观均有助益;<历代词人考略>中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     

曹尔堪与清初三次重要唱和

曹尔堪是清初三次重要唱和的倡导者与参与者，他与“三次唱和”结下了不解之缘。曹尔堪组织领导的“三次唱和”对自身词风转变以及清初词风转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曹尔堪成为清词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人。“三次唱和”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曹尔堪与清初三次唱和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清初词坛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易安而后见斯人——对《涉江词》在20世纪词史中地位的一种认识

沈祖棻是李清照之后最杰出的女词人.从女性词史的角度说,<涉江词>是<漱玉集>之后最好的女性词集;从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说,沈祖棻词较当时同辈词人多了现代性,却少了沉郁;从学人词的传统角度说,20世纪词家,大多受清代学人词传统影响,与同辈两位女词人吕碧城、丁宁相比,沈词最见学养.     

论皖词名家赵吉士的《万青阁诗馀》

清初的词坛是词学复兴的时期,名家众多,成就突出。安徽休宁词人赵吉士是当时词坛的名家,他的词题材广泛,用调丰富,风格清俊。尤其是对陈维崧的追随,显示了他独特的词学追求。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     

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

明中叶至清代,江南婚礼消费呈现的奢侈性、僭拟性、时尚性、两极化和亚文化差异等特征,既具有从物质匮乏社会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地缘性色彩。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是江南婚礼消费之呈上述特点的推进力量。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刺激生产。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长江沿岸区域经济带的综合优势与基本功能

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轴、稳定轴、联接轴和枢纽轴,雄厚的资源配置、纵横的交通网络、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多元交融的长江文化和经济开发的国家战略,造就了长江沿岸区域经济带的综合优势;长江沿岸区域经济带将在全国产生东西联动、南北呼应的重大作用。     

《全明词》漏收1050首补目

从明人诗文总集、别集、词选、诗选、词话、诗话、笔记中辑得《全明词》漏收词作,除去部分与王兆鹏、胡晓燕文《〈全明词〉漏收1000首补目》重叠外,另外补《全明词》失收明词人67位,失收词作1050首。     

唐朝末年江淮流域的人口迁移及其历史意义——以王绪、王潮“悉举光、寿兵五千人”人闽为例

唐朝末年以至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时期。动乱最初发生在中原地区,后来波及到全国各地,江淮流域也未能幸免。其中,在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王绪、王潮“悉举光、寿兵五千人”入闽事件,便是最初发端于江淮流域的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寿州（治今安徽寿县）一带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由于该次移民以集体迁移的形式出现,迁移方向是相对安宁的东南沿海一带,迁移后果是以这些移民为主体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其移民领袖之一王审知成了开国之君;因此,这次移民无疑也是当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移民运动之一,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