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的史学方法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写作方法论和史料处理方法论,包括重视通史义例、提倡综合研究法;主张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提出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编撰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教科书的诸多要求;关于史料的范围、整理、考订以及史料和史著的关系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突出地位。     

法国出版《非洲通史》

据法国《世界报》1980年10月10日报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科学委员会撰写的《非洲通史》前两卷《方法论和史前史》(896页)和《古代非洲》(922页)最近在法国出版.全书共八卷.《非洲通史》援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内有浩繁的索引和书目提要,内容涉及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社会发展和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最完整的有关非洲发展的书,为我们了解非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非洲通史》的前两卷将同时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出版.第3卷将在今年年底出版.     

苏联召开全苏历史编纂学会议

据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3年第5期报道,苏联科学院通史研究所和“史学史”科学委员会于1983年1月3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历史编纂学大会。会议专门讨论了西欧和美洲国家史学发展中的马列主义影响问题。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史学史”科学委员会主席M.B.涅奇金娜和通史研究所所长乌达利佐娃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在全体大会上,巴加图里在“马克思揭示了唯物主义史观”的报告中指出了历史科学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现代视界中的西方美学--论《西方美学通史》的美学史观

国内不乏对西方美学史系统研究的著述 ,但都不是非常系统和全面。由蒋孔阳、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 ) ,堪称是目前国内最为系统和完备的一部西方美学通史的著述。该著从独特的美学史观出发 ,立足于现代视界 ,以其宏大的体系和缜密的结构 ,构筑了一部活的西方美学通史 ,本文将对该著独特的理论视界和美学史观进行评述。     

何炳松历史写作方法论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历史写作方法包括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历史编撰考虑的诸多问题,历史著述基本要求,编撰史学史、中国通史、文化史和历史教科书方法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一突出席位。     

北京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北京通史》前五卷内容构架

<正> 刚才,《北京通史》课题组的总主持人曹子西同志向大家汇报了我们这个课题十年来的准备情况和提交大家审议的《北京通史》三级目录框架形成的过程和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由浅入深,纵横交叉的研究过程;我们的队伍,也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锻炼、提高的过程。《北京通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巨大工程,它不仅需要充分的资料准备,而且需要较深的理论准备。如何处理好资料和理论的关系,是编好《北京通史》的一个重要关键。在现代史坛上,曾出现“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对立。我们感到,要编好一部大型的北京史书,应消除这种对立,把史料和史观结合超     

北京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北京通史》学术座谈会纪要

北京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北京通史》学术座谈会纪要编者按：一部系统完整地研究北京历史的大型学术专著──《北京通史》（全十卷，共３３０余万字），最近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部分历史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经过十六年的不懈努力撰...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兼与整体世界史观商榷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这是潘润涵、林承节新著的《世界近代史》中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但它所挑起的问题，再次引起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通史的构架这类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话题的思考。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20世纪60、70年代通行于全国的《世界通史&#183;近代部分》中称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World History Perspective： From a Universal to a Particularistic View of History

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实质是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和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从俄国革命所提供的“俄国道路”与“俄国方式”到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史观到普遍史观的回归。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东方社会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和“体制嬗变”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创始人 ,他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梁启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 ,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和参考价值。     

鲁迅文学史思想综论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深刻而独特,以1927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天才主义为核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后期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文学史,注重对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探寻,敢于冲破儒家正统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贯穿强烈而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现代意识,重视作品的艺术审美研究。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这一切均对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理论与学科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试评吕坤的哲学思想

吕坤是明代商丘著名的思想家,一生独立治学,以理学著当世。其哲学思想兼容并蓄,又学有所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理气关系这一本体论问题上,他在主张“气本论”的同时,又提出“理”本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性。他关于自然、当然和偶然、“续”与“恒”、“常”与“变”、“渐”与“顿”关系的论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受其世界观矛盾的影响,其认识论存在着反映论与先验论的矛盾。他坚持可知论,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向外格物来正确认识天地万物的客观世界的。但是,当面对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他主张向外格物穷理,是一个反映论者,当涉及到道德认知和修养时,主张向内反求,又成了一个先验论者。在知行问题上坚持“知先行后”、“知行并进”和“行重于知”等观点,强调知行的辩证关系,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充满了辩证法的卓识。在历史观上主张以民为本,十分重视民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历史本身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主张“因时顺势,皆可变通”。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 ,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文中剖析了中国史学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个人因素     

文学的疆域——陈平原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其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从现代到晚清,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其治学思路和方法不仅具有启发性,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的发展进程。追踪陈平原的学术道路可以发现,他的“越界”始终立足于“文学”这一基点,借助于文学的叙述、想象与表达来“触摸历史”。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跨越学科边界,不如说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开拓“文学”的疆域。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研究的典范——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研究特色简析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有一鲜明的研究特色,即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概念在侯氏眼中与它们的现代意义不同,概而言之,侯氏的“社会史”范畴比现代意义的要小,而他的“思想史”概念却比现代含义广泛得多。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研究,既包括以社会史为基础来研究思想史,又包括以思想史为基础来研究社会史,这是由其理论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侯氏《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有许多具体研究都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研究的治史特色。     

舜形象中的道德哲学问题

舜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个人格形象完整的人,他的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现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首先是父子关系的问题,舜的父亲因为偏爱不是个慈父,但舜秉承着父子天性的认识,以不变的孝心来对待父亲,最终得以处理好父子关系。而兄弟之间因为出现了继承权之争,即利益问题,所以舜的弟弟象一直想杀死舜,但舜坚持兄弟之间的血缘亲情,始终以让的美德来感化兄弟。舜对于夫妻关系,认识到其中的异姓和异性问题,因此"内行弥谨",谨慎地与妻子相处,最终得以使家庭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