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当事人地位

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法>不论从立法技术、规范程度还是法典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法治理念来看,比起陕甘宁边区的法律制度都高出了太多,但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运行的实际效果远远不如"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虽然没有尊重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但却做到了对当事人地位的充分尊重.重兴与再构法院调解,应当看到,调解本身所特有的那种与诉讼相比较为宽松的氛围,使得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程序规制.在这种条件下,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某种要素仍然值得我们参考.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直接言词原则——以证人作证和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为视角

直接言词原则是推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被认为是制约直接言词原则贯彻落实的关键因素,但域外其他地区与国家,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率,通过辩诉交易完成的案件更是直接省略了庭审程序。结合我国刑事案件的特点,并非所有的案件证人必须都要出庭,可将刑事审判分为微罪、轻罪和重罪的审判程序,在保证轻罪、微罪案件公正处理的同时,应集中力量办理重罪案件,在大案、要案中应提高证人出庭率,同时应保障被告人质证权,才能实现以证人出庭作证为核心的直接言词原则。     

兼容并蓄的精密司法——日本“混合主义”刑事审判理念解读

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混合主义”理念和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制度安排,在一审前、一审和一审后程序中均有两种因素结合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因素却被还原为了职权主义因素。在制度设计中,两种因素如何配置,模式不是单一的。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完善中,应着眼于文化和制度传承进行更审慎的选择。     

传闻证据规则与证人出庭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排除传闻规则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当诉讼一方在审判中引用证人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证明所提及或指称的事实属实时，这些证言会遭到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证人没有出庭所作出的书面证言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确保被告人可以在庭上提出质问，使证言令人信服。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突显出重要。然而,证人作证难问题却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部门。本文从分析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证人出庭制度的构想。     

构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及价值分析

我国三大诉讼法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证人拒证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为了保障证人出庭,构建合乎我国现实情形的证人保护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实现证人保护对保障正当的诉讼程序,对形成公正的裁判结果以及对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刑事审判中法官庭外调查的现状与反思

本文考察我国及主要西方国家关于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将其分别置于不同诉讼模式之中予以分析,对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利弊进行分析论证。重点探讨在立法上如何完善法官庭外调查的规定：其一,明确限制庭外调查的范围,即控辩双方提供但是有疑问的证据及辩护方申请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法官无权依职权主动调取新的证据,尤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其二,明确规定法官庭外调查包括询问证人、被害人等方式,应当通知控辩双方到场;其三,明确规定所调取的证据材料一律由法官在法庭出示,控辩双方发表意见。     

论“辩论式”审判方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人民法院自 90年代开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 ,已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习惯的禁锢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还带有很重的职权主义色彩 ,本文就辩论式审判方式概念的界定、特点及适用做些有益探讨。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探究--兼谈证人保护问题

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看,证人证言包括证人在法庭上对审判人员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口头陈述,证人提供证言原则上要出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率极低,证人拒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现行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原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有四其一,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其二,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范围狭窄;其三,规定侧重于事后救济,预防功能差;其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有关规定本身的适用具有局限性.针对这种现状,要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其一,证人的保护对象应足够宽泛;其二,要健全证人保障制度;其三,要处理好证人保护和律师取证权的冲突问题.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理释因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原则和实行对抗的庭审模式的基本要求,但在我国的法庭上却很少见到证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立法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立法相互冲突;法律规范粗疏,含义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范不完整,立法规定既不符舍我国的传统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立法内容违背法理.     

刍议我国缉毒警察出庭作证

警察出庭作证,这既涉及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变革,也涉及国际准则与中国法律文化之间的协调。鉴于缉毒警察的特殊身份,其出庭作证更显重要。建立和完善缉毒警察出庭作证相关制度是建立公正、文明、科学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在需求。本文从我国缉毒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入手,论证了构建缉毒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诉讼价值、面临的障碍及发展完善,旨在解决中国司法体制下的缉毒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浅析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

改革行政审判方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其适应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认为,发扬民主、弘扬法治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心,规范庭审方式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具体内容主要应当围绕推行直接开庭、注重合法性审查、强化被告举证责任、落实合议制度和摆正法官位置等五个方面来进行。     

中国刑事审判改革方式之我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审判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大量可变因素,还有诸多的冲突需要磨合.笔者对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特点及出路略述管见,以期对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所裨益.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范围研究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是介绍我国的证明标准和模式;二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标准;三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例外规定。这三方面构成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体系。     

证人出庭在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 ,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方面与证人出庭的重要作用很不对称 ,主要表现为 :证人出庭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证人出庭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询问证人的规则不够科学完善     

我国古代民事被告不出庭考析

在我国古代民事诉讼中,＂两造具备＂是司法审判的基本制度。法律规定了采取强制措施、诉讼代理、农忙止讼等制度保障被告出庭。若被告仍未出庭,实务中法官一般采取官批民调、拖延诉讼等手段以达息讼之目的。强制被告出庭应诉的规定反映了统治阶级认为缺席是对国家权力的漠视和否定的观点以及追求实体真实的强烈愿望和价值取向。这种规定和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基础、诉讼文化以及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工具法到保障法：刑事诉讼法的功能转型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历次修改都是统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应当从历史发展中寻找修改的方向。刑事诉讼法曾经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刀把子”和打击犯罪的工具,程序规则的构建也以专门机关办案为中心,个体行使权利的空间十分有限。以“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为标志,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发生转型,日益成为权利保障法。但迄今为止,这种转型尚未完成,刑事诉讼法中仍遗留不少以“刀把子”思维为底层逻辑的制度。在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依据权利保障法的定位对这样的制度进行识别并加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