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原因和道德理由

关于人行为的“为什么”问题分为原因问题和理由问题 ,前者是经验研究的对象 ,后者是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探讨的问题。原因问题和理由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正当有效的道德理由在逻辑上先于工具性理由。     

全球化、时代性与青年问题

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在二元分割的思维范式下,"问题论"思维将青年问题看成是青年群体自身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认识青年问题的最大障碍。实际上,青年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已经不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化和时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是社会系统性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的体现。青年是社会问题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以"问题论"思维观察青年,掩盖了问题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本质。在全球化的今天,青年问题不是孤立的,只有把握其全球性和时代性,才能认清青年问题的社会本质。     

论物质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

随着物质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确认识物质利益问题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本文认为,物质利益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具有突出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物质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一、物质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契机和起点;二、物质利益问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等范畴的实质;三、人民群众是唯一的真正的利益主体。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政府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试图揭示环境问题成因的时候,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而社会成因却被简单化,在许多时候环境政策甚至建立在对社会成因的猜想和自以为是的假说上面。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整体和历史的思考才能加以把握。环境如何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也许没有人否认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与     

美国的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也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都普遍存在贫困问题。在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过程中,福利制度是各国治理贫困问题的普遍手段,不过,各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又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特色。美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是比较成功的,它有效地避免了欧洲的“福利病”,又在保证经济运行效率前提下,较好的解决了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美国如何解决城市贫困,具体探讨调控机制在预防和缓解贫困问题及相关社会矛盾的多种方式和方法,对我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海德格尔对东亚语言的初步探问

东西方的对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是亚洲和欧洲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切人点。海德格尔在《面向存在问题》一文中,提及欧洲语言和东亚语言之间是一个可能展开对话的“双语领域”,但是问题并非简单,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从出发点开辟和创立这个领域。     

论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导向功能及其方法论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问题意识"在法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作用是"问题意识"产生导向功能的根本原因和理论基础。"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①,毋庸置疑,问题和问题意识必然亦是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是组织、引领法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路径,发现真问题并通过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路径及其方案是整个研究的核心任务和最终目的。问题意识的导向性功能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控制、支配人们思维方向的作用,所以沿着"问题意识"所导向的研究进路和方向展开法学研究活动,便当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     

问题与创造认识

问题是认识的起点 ,也是创造认识的起点。但是 ,问题有真假之分 ,只有真问题才是认识的真起点 ,才能激发认识。问题成为认识的起点是有条件的 ,而且问题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其具有的定位、激励、评价等功能。问题在认识和创造过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是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问题,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实质与核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正确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难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出台的政策在不同阶段对待公平与效率问题有不同的侧重点。     

对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两点再认识

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对美国而言,台湾问题只不过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最重要问题)。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多次出现风波,大都是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反三个联合公报而起。本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目前的状况、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的性质进行反思和澄清。     

城市化与产业化双轮驱动推进农民富裕化

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备受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和全体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 ,也是解决难度很大的问题。近年来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探索 ,集中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两个方面 ,然而任何一方面的单兵突进都很难取得切实成效 ,只有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环境问题: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兼与《该怎样谈论“环境问题”》一文商榷

秦益成先生将政治性和阶级性看作环境问题的本质。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辩证统一;环境问题不仅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当代而且在农业时代都存在;环境问题不仅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时间,而且超越地域限制,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对此应树立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加以解决。     

关于坚持实行法治的几个问题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际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曾经在法学界展开过讨论。在讨论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在我国实行法治;二是法治和人治要结合;三是摒弃人治、法治的提法,讲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在贯彻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觉得回避这些问题是不利于坚决     

追问“物之物性”的历史性道路——海德格尔《物的追问》中“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切入点

1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一书中开篇指出,"物是什么"这一问题既是古老的,却又是根本没有被完全触及和回答的"新问题"。①所以说是古老的,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被提出来,并奠定了迄今一直作为主流哲学对此问题回答的基本理念。康德和黑格尔甚至都没有偏离古希腊哲学家对物之物性的追问方式。而所以说这一问题又是"新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和日常经验虽然关注"物是什么",但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的实质。因为在自然科学和日常经验当中,"物是什么"根本不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日常经验和科学在"物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进     

再论“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兼答陆学艺先生的问题

陆学艺先生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由来和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路径是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鼓励农民向城镇转移就业。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核心是“农业”问题,而不是“农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改革进程中农业问题带来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路径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指导下,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全面认识和充分发挥农业的功能,把农业变成亮丽的经济增长点,重建村庄的公共生活。城市化进程必须建立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必须选择渐进和稳定的路径。我们应积极探索这条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     

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急需化解的四方面问题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年了,全国各界都在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这既需要分析现状,更应当思考未来。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四个最受关注的问题,一是通货膨胀问题;二是就业问题;三是贫困问题;四是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如何缓解和化解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成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农民问题与社会和谐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关键。鉴于在农民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因此,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城市对农民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是构建和谐的当务之急。     

推出股指期货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在我国 ,股指期货最重要的功能应是价格发现。为了使价格发现这一功能得以体现 ,本文认为 ,在推出股指期货之前 ,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是 :法制问题、主体问题和指数问题     

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与民族问题关系的基本思想

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科学概括,应该说是由斯大林明确提出来的,一九一八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0页)后来,斯大林在其他著作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指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相互关系所作的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