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重庆市城镇化中农转非居民集中居住在地方政府安排的社区,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中社区管理中的新现象.本研究对农转非柳背桥小区居民调访,发现其法律意识表现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明显,以及农转非社区教育管理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户籍身份转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追踪数据的PSM-DID估计

本文利用CFPS(2010年和2012年)两期的追踪数据,采用将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户籍身份转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市民身份的获得确实存在显著的幸福增进作用,那些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对于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显著较高.同时,这种幸福增进作用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市民化身份的转变能够显著提升那些在规模较小城市落户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而对于那些落户于大城市的居民而言,市民身份的获得却并不能够增进他们的生活满意程度.     

环境保护项目中的原住居民保护策略

环境污染、种族歧视、贫困与发展都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议题,需要用整体的、关联的思维统筹应对。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恶化对原住居民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充分意识到原住居民在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实现社会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鉴于原住居民与生态环境的本质联系,只有将原住居民保护充分纳入环保项目的各个环节,才能在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中逐步推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进而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2014)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提高农村居民初级金融素养还是提高农村居民高级金融素养,均可显著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的实证策略均证实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外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家庭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通过规范金融决策、增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收益来实现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目标。     

多维相对贫困的精准测度与分解

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构建包含心理健康、环境质量等要素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借鉴A-F贫困框架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权神经网络（NNRW）法,精准测度并分解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发现：无论城乡间还是区域间,随着相对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发生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居民数量逐渐递减。同时,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西高东低”态势,全国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中部地区相当;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西部地区相当;城镇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东部地区相当。此外,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金融产品、生活环境、耐用品和人均纯收入等因素是城乡间、区域间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主因,但是致贫主因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贡献率有所差别。研究结论为制定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让“农转非”村民从心里适应身份转变

[背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民变成了居民,身份的改变带来了新问题,从已实行“村改居”区域的基本状况来看,至少有2／3以上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且不再以农产品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村改居”实现了农村居民户口上的“农转非”,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转变,“村改居”后居民将面临居住环境上的“平地变高楼”,与此同时,村民变居民所带来的角色定位和心路转变也事关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农民工流动经历与市民化倾向 ——来自CLDS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流动经历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个体未来是否决定定居城镇.更进一步的将影响市民化倾向的因素划分为个体、家庭和村级层面,运用集束系数技术法估计不同层面影响强度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影响最大,村级层面影响最小.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在推进城镇化与市民化过程中应该以人为本,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争取实现就地市民化、城镇化.     

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

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并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旨在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幸福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研究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城市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全体居民幸福感;三是在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高学历的居民、身体健康的居民以及位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幸福感;四是居民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质量作用”,即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着重提高城市创新发展质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城市创新发展进程应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化;三是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强化国家创新型城市成果的监管机制;四是政府应通过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联结起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纽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     

辽宁省城镇化道路研究

辽宁省城镇化呈现出城镇化率较高但增长速度缓慢、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特征,“十二五”将是辽宁省城镇化突破瓶颈进入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城镇化道路内涵为基础,对辽宁省城镇化道路进行分析。辽宁省城镇化应选择与工业化同步适度发展模式,采用在城市反哺农村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选择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的城镇规模结构,选择集中与网络相结合的空间布局,运用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实现机制,走多样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实现道路。     

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探寻

主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和障碍 ,拟出一些对策方法。其中主要有关于城市化进程阶段性目标的制订 ,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及农村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措施。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

我国之所以长期选择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因为在城市化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中,接受了小城镇化理论、对"大城市病"和中国国情与城市化道路的相互关系的片面认识等理论和观念。要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在对支撑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进行反思的前提下,实现由农村城市化道路向以大中城市为主、城市与城镇并举的世界一般城市化推进模式转变。     

基于二象对偶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推进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基于二象对偶论,在完全空间下将城镇化系统设计为以城镇化水平表征的实象和以城镇化效率表征的虚象构成的二象系统。在对城镇化系统的虚实二象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测度了2006-2014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城镇化效率则出现微弱下降。（2）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演进大致呈"M形";中部地区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在考察期内变化幅度较小,并且呈微弱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在整个上升趋势中又伴随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动态变化过程。（3）不同省份之间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差异显著,并且呈扩大趋势。此外,各省份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序特征。     

现阶段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意义

现阶段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城市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其次,加速城市化进程能减少失业;再次,加速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化释义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标志及创新的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具有集聚、规模和辐射等功能效应。2000余年来,城市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但在“推拉”机制上形成共识。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相异,而其相同点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城市化理论的起始问题——城市化概念探析

城市化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各个学科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都对城市化概念给予了自己的定义。历史学也需要自己解释的城市化概念,也应该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去理解城市化。     

甘肃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可达到的水平,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又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人口、资源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认识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城市化发展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作为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不仅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加强对甘肃人口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掌握甘肃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对策,对推动全省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的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自然过程。城镇化是一个农村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向新兴城镇转移并聚集的过程 ,包括城镇人口和新兴城镇数量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入 2 1世纪 ,城镇化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是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首要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严重滞后现状和城镇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