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资本下乡中的土地产权开放与闭合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集中在正式的集体土地产权变革层面,相对忽略了对非正式的社区土地产权的吸纳,打破了集体产权安排和社区产权安排的自然重合性。基于国家核心产粮区的田野调查发现,集体土地产权对村庄外部主体开放后,社区土地产权仍处于对外闭合状态;而对村庄内部,集体土地产权因土地流转形成闭合后,社区土地产权不仅没有同步闭合,反而因正式的资源占有渠道固化而愈加开放。无论对外抑或对内,市场化的单向度改革难以使集体产权和社区产权均衡变迁,不利于产权纠纷的解决。对此,应遵循增强农民自主决策能力、辨别基层实践优劣成分、总结社区产权安排规律等原则,充分发掘社区产权安排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功能。     

国家土地紧缩政策背景下征地制度的再思考

2003年以来国家采取土地紧缩政策在于调控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缓解城市政府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城市政府的“土地经营”成为土地征收制度发生“异化”的制度性根源;近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及物业税征收将对征地制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及其基层治理效应——珠三角多地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考察

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基层治理及农民与国家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如以“股权量化”与“政经分离”为主要方向,一定程度上虽有利于缓解利益分配矛盾与代理人寻租困境,但珠三角多地经验表明: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困境,还可能诱发更复杂的基层治理效应。其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剥离、集体土地经营权的锁定以及股份合作制与集体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以强化集体统筹能力的基层有效治理思路替代“重分轻统”的产权改革思路,构建一种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     

“地权集体化”: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逻辑

由于基层多样的制度创新,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现行政策提倡的财产化改革的范畴,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两个村庄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治理视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政治社会效应及其结构性条件。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宅基地地权集体化超越了保障农民财产权的经济效应,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进村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政治社会效应。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础、“权责均衡”的治理基础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间。研究证明,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扩大权能,而是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体”的权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植根于“两权分离”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已经难以满足“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改革实践,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的缺陷集中体现在:权利属性与权利主体的模糊性;行使主体与行使机制的不健全;权能体系和保障机制欠缺。未来立法应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与农民集体成员权综合治理体系进行科学的立法表达。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需要：明确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丰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体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克服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缺陷的重要设计,建构其综合治理体系应该在理论上厘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关系,设计出科学可行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丰富农民集体成员权利体系,健全农民集体成员权利行使规则与救济规则。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我国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一次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是化解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目标 ,在我国现阶段 ,则要突出地完成三项任务 :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配套的民主调控体系 ;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迫切要求 ,改革和完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 ,坚决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 ,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新探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解放政治是要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而是宏观政治;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搁置一边的道德和生存问题,因而是微观政治。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占据主流政治的地位,因而出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生活政治关注生态、身体和性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新型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从神权政治到伦理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经由夏商周三代以神权与王权合一为特征的神权政治到周秦时期以仁政礼制、王霸杂陈为治国圭臬的伦理政治,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总体趋势。     

当代西方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方法论比较

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方法根本不同的特征,即由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由静态的线性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过程分析,既重视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方式的过程,又重视制度结构和组织模式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影响过程,就其积极意义来看,新方法具有较明显的唯物辩证倾向,并且从不同侧面间接承认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分析的方法。     

论和谐政治

和谐政治就是社会的各种政治要素、政治关系健全规范,相互协调、相互融洽,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政治形态.和谐政治的基本要求或特征主要包括:民主、法治、有序、公开、公正、诚信、妥协、宽容、活力、稳定、责任、有效、廉政、合法性等.这些要求和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和相互作用的,体现了和谐政治的有机整体性和形态先进性,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实践要求.     

海德格尔与政治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发生过所谓的"海德格尔事件".这个事件必然引发一种反思,即海德格尔效忠于纳粹的行为是否存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向纳粹的输诚行为存在着思想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缺乏必要的价值关怀.海德格尔试图绕开政治哲学这一环节,直指"政治的本真性".结果取消了正当的与邪恶的政治赖以区分的基础,致使他的存在哲学无法真正开启一条通向伦理政治之实践的路径.     

从严复译《社会通铨》看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活动通常都是在一定的客观政治环境中进行.翻译主体的行为受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影响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以严译<社会通铨>为个案,具体分析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的政治性及译著对目的语社会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