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质疑

继本世纪２０年代、８０年代的两次文化大讨论后,如何在文化传统中“继绝学”、“出新意”（或叫“返本开新”）,在９０年代又成了一些学人的热门话题。这种现象,便是所谓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复兴。当代兴起的这种“后国学”,以弘扬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而闻名于世。“人文精神”在“后国学”的推崇下似乎已成了一种法力无边的概念偶像,不仅是诊治后工业社会各种文明病的灵丹妙药,甚至是２１世纪人类得以生存下去的精神保证。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对待某些情绪化的渲染,就不难看出,为“后国学”所津津乐道的“人文精神”本身却有许…     

“放宽政策”质疑

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始于何人,一个被称之为“放宽政策”的提法成了极其时髦的东西风行于社会;经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传播,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呢?笔者认为是值得研究的。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有必要先弄清政策本身的科学含义。据《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政策是政党或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任     

“任人唯贤”质疑

多年来,我们衡量某一时期政治是否清明,总爱把眼光盯着干部政策——“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的确,“任人唯贤”相对于“任人唯亲”而言,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就“任人唯贤”而言,毕竟所任者是长官之举,而非大众所荐。而被任者往往只对长官负责,很少时大众负责。其“任”,是人任,而非法任,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而没有必然性和科学性。在任人过程中,对于“贤”,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审贤标准。你说贤,我可认为不贤;你说不贤,我可认为贤达。到底什么是真贤,谁也无法说清楚。质的东西规定性不足,则模糊性有余况且,任贤的范围还要受长官自身的时空限制倘若长官能在他的“圈子”里任用相     

做“假”质疑

假者,不真之谓屯;真者,与假相对之事物屯。世人嫌恶以“假”乱“真”,此乃颠扑不破之至理,因而“假”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古今申外,从无疑问。然世事多端,有些事不仅难以简单论断,将其一棍打杀,便可了事,反之侧有其道向思维的一面,值得加以探讨。近兄报载,辽宁省博物馆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古今书画真伪作品展览会”,将社会上种种作伪造假的“伎俩”公诸于世．这是建国以后首次举办的书画作品的特殊展出。报造中说：“假如不是有专家在旁边仔细说明,许多作品确实真假难辨。有的废品连专家也看大了眼,上当受骗…     

“龙的传人”说质疑

“龙的传人”说质疑袁第锐龙，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古来典籍中虽然有所记载，但都语焉不详。中国最早的辞书《说文解字》也只说龙是“鳞虫之长”，称其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①，而对其形象亦无具体描述，其所加的释词也只是采自传说而已。故龙与中华民族究竟有...     

秦代“初为赋”质疑

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代“初为赋”进行再研究。认为多年来专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初为赋”是汉代赀算的源起,它的产生经历了由西周春秋的军赋向战国户赋、秦代赀赋这样一个演变历程。     

孔雀东南飞“序”质疑

《孔雀东南飞》在我国古代叙事诗中,不愧为长篇之盛、奇花异葩和“珠穆朗玛”。其成就之高、流传之久、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该诗有“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云云。若不拨乱反正,势必将遂讹滥,影响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乞请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老人不是社会的包袱

在养老院养老,人就早早地感觉到了社会老龄化的气息,不管你是因为年迈体弱而无法自理,还是你因为无依无靠需要在养老院安度晚年;不管是来自农村的儿孙满堂的老人,还是来自城市的退休的空巢老人,我们都需要照顾、需要关爱、需要交流。人人都会老,养老不光是自己的事,它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     

北欧老人重返社会

在中国,常听老人们喜欢说“安享晚年”。固然,儿孙满堂在膝下欢享天伦之乐是令无数人为之羡慕的,养花种草、琴棋书画,也很有几分悠然。但人从家庭走向社会,又从社会回到家庭,却总是会使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感到孤寂和失落。在北欧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幕幕五彩缤纷的“夕阳”。老人们重又返回社会,他们青春常在的精神面貌给这个社会再次灌注了久远的芬芳。那是初到有“北方威尼斯”之美誉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不禁被那数十座穿越海面、湖面的大桥把     

老人的“亲亲女儿”

正大爱无言,特护区的好闺女特护区的老人平均年龄88岁,最大的已100岁,全区的老人差不多都需要一级以上护理。每天,郭云英和其他的护理员要为老人穿衣洗脸刷牙擦身,处理大小便,整理床铺,端饭倒水,琐碎繁杂。"老人的需求,是我的第一追求",这样的理念,深深植入郭云英每天平凡的工作,爱心为上,责任为本,成为她的自觉行动。走进特护区,见到老人的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看     

“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质疑

辛亥革命以来,流行着“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之说。如:龚翼星的《光复军志》(1913年)中说:“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上海师大政治教育系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79年)中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1905年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而提出疑问,请教于同志们。第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主题转变论”质疑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意义重大的课题。王鹏令同志的文章《实现主题转变,发展马克思主义》,纲领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观点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体系的主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特别是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没有及时转换马克     

对“调解为主”的质疑

“调解为主”,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方针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在立志改革,决心以法治国的今天来看,我认为“调解为主”这个提法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予以修改。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重刑事轻民事。古代“法”的体系中只有“刑事”部分,而“民事”部分只在“礼”这一道德伦理范围内出现。古时“断官司”,主要指审判刑事案件,一般民事纠纷基本上没有上公堂的习惯,而多在当地族长、乡绅主持下决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法院主要工作放在审判刑事案件上,民事审判工作一直被忽视,民事审判机构有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公民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群众有了纠纷,还不如请单位组织或亲友出面调解管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在“左”的错误的干扰下,否定社会主义法制、鼓吹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日趋严重,我国立法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使法院审判案件无法可依。同时,在人民司法战线上,“团结——批评——团     

“非谓形容词”质疑

赵元任先生曾指出:“只能修饰名词,不能做谓语的形容词,严格地说,没有”。这个观点代表了早一些时候汉语语法学界对于形容词的普遍认识。近年来的“非谓形容词”一说,引起了语法学界对形容词的重新认识。现在,几乎在所有涉及形容词的语法论述中,都接受了“非谓形容词”这个范畴。不过,笔者通过一些观察和分析,觉得提出“非谓形容词”这一范畴的立论和取证,尚有不少疑点,所以在此不揣浅陋,提出一些肤浅的见解,就教于语法学界的前辈和同行。1.根据汉语语法研究中普遍接受的观点,划分词类依据三条标准:句法功能、司法形态和抽象意义。一般在分析“非谓形容词”(以下简称“非谓”)时,也运用了这三条标准,我们也就先以这三条标准为     

“非集合概念”质疑

我国现行的“形式逻辑”教科书,在《概念的种类》一节,几乎都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作为区分概念的一项内容。按照这个标准,可将概念划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两类。这是一个二分法。问题不在于二分法,而在于有集合概念,是否一定有与之相对立的非集合概念的存在?从理念上讲,似乎应该如此。而事实上将概念区分为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却是困难的,未必符合现实情况。     

秦桧“莫须有”说质疑

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分析，认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说法，最初是无名氏作者在《野史》一书中编造出来的，并非历史事实。后人失于考证，辗转抄录，一味承袭不实的传闻，遂使“莫须有”成为秦桧加害岳飞的无理之理。事实上，秦桧打击和加害岳飞的“罪名”是十分清楚和足够的，根本没有必要搬出“莫须有”之词。     

秋瑾“开枪拒捕”质疑

关于秋瑾被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开枪拒捕”。查清绍兴府知府贵福的“安民告示”曰:“……秋□竟敢开枪拒捕。”《民国人物传》的记述则更加具体:“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终因众寡悬殊,抵抗失败,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另一说“束手待毙”。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对秋瑾“束手待毙”深表惋惜,说:“……然瑾苟于此时召集体育会之学生,犹足以杀贵福而占领绍城,虽无大有为之处,犹愈于束手待毙。”这分明说秋瑾没有开枪拒捕,组织抵抗。此外,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也说秋瑾是“束手被拘”。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

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杭州究竟是否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另一种是实际否定:“一九二○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这里明显地没有提到杭州,当然也并未完全排除在上海等六地以外,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我认为弄清“一大”前是否存在“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研究我党早期历史,尤其是浙江地方党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粗略考证如下:     

“四二一”后的老人问题

当人口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中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50年代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多么地荒谬。痛定思痛的龙的传人开始“亡羊补牢”，“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着。十多年来，中国人口爆炸的速度放慢了，正逐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合拍。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背后，是传统家庭结构─—“四代同堂”的消失，代之以新的“四二一”结构，喜哉？忧哉？人们在争论着！视点一，在“四”与“一”的抉择中，“二”大多会倾内“一”。“四二一”家庭结构，是指两对夫妻分别生一男一女，这一…     

多挖掘“给老人让座”的“乐价比”

5月16日《珠海特区报》报道,日前,在珠海某网站论坛上,一则“美女,你反应也太快了吧？”的帖子称,在公交车上,几名女子为了避开让座,看到有老人上车就赶紧装睡。此事引发网友热议,有的指责女子责质太低,有的认为老人家不应该在上班时段和年轻人挤公交。年轻人上班很累,不让座可以理解。